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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历史才不会是一种受制于人的活动之外的铁的、必然性的自然进化论和线性决定论进程，而是充满文化创造力的人的历史进程。
三、维护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实践论的立场而不是知识论的立场确定文化的社会历史方位，从社会历史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内在驱动力来揭示文化的重要作用。
这种凸显社会历史的文化规定性和丰富文化内涵的社会历史理论，在理论理性层面上的着力点是超越线性决定论的机械历史观，确立以人的自由和文化的进步为核心的实践论历史观；而在实践理性层面上的着力点则应是维护人类历史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保持社会历史运动的内在创造力。
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是单线的，还是多线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是单一的，还是多样的？这既是社会历史理论的重大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人类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充分肯定文化的进步性和历史创造力。
换言之，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是奠定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性基础之上的。
一般说来，如果仅着眼于宏观经济尺度和政治尺度，衡量社会历史发展，往往容易忽略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历史文化和其他条件的差异，其结果，容易倾向于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理解为单线的和单一模式。
而如果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尺度来衡量社会发展，特别是依据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从而多维度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则容易倾向于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理解为多线的和多样化模式。
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来看，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包含着对历史发展的多种解释方式，其中既包含着最为基本的历史解释模式，即经济解释模式，也包括政治解释模式和文化解释模式。
相对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唯物史观的初期，为了抵御各种唯心史观片面夸大历史进程中主观随意性的做法，他们比较多地强调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力量和经济运行的基础地位，按照物质生产和经济运动来划分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
例如，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对依据经济运动和经济形式来划分历史阶段的观点作了精炼的概括，他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
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
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34]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根据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状况，按照政治的尺度来区分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线索。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坚持物质生产和经济运动的基础地位的同时，也越来越多从其他侧面，按照其他要素，特别是文化因素为尺度来界定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
例如，前文所引证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957—1858）手稿》中曾从“人的依赖关系”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和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
三种存在样态来区分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
这些论述中依旧包含着对社会物质交换、生产能力等要素的强调，但是核心问题是人的自由和文化的进步。
特别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坚持依据经济运动和经济形式来划分历史阶段的基本观点的前提下，还依据人的自由、文化进步等尺度来描述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和形态。
其中，最大尺度的划分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基本划分：以“经济的社会形态”
为标志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和以人的自由状态为标志的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
[35]关于这种历史划分和历史理解，如上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阐述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时有更为清晰的论述。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这一问题，我们在这里引证马克思的一段完整的论述：“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
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
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
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
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36]马克思的这一段论述包含着丰富的思想：首先，他始终坚持经济活动的优先地位，以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为主要内涵的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无论作为盲目的外在力量，还是作为被人自觉调控的力量，都始终是人类生存和人的自由的基础；然而，马克思在这里显然更为关心的是人的自由的增长，所以，他强调人在物质生产领域中要抵御经济力量的盲目性，增强调控经济活动的能力，这也是人的自由的增长；但是，在最终的意义上，马克思所关心和追求的真正的自由状态是一种建立在必然王国基础上，但是又超越了经济必然性的外在统治的自由王国，一种“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
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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