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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问题本身已经不存在了，成为被历史和文化的丰富性所否定的“伪问题”
了。
显而易见，生产方式、经济、技术、政治、文化等不同的社会历史要素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历史运行中有不同的权重和地位，但是，任何一种因素，无论如何重要，都不可能独自决定历史的全部内涵和命运。
因此，对我们来说，应当淡化这种外在决定论的历史观，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探讨这些要素通过文化的内在的、微观的和机理性的作用而交互形成的复杂的历史运行机制。
其次，作为凸显社会历史的丰富文化内涵和文化规定性的社会历史理论有助于扬弃关于历史发展的线性决定论，在肯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的前提下，开辟历史进程中的创造的、自由的和可能性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理解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类历史运动时，对于其内在的规律性作了限定，它并没有否认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思想，而是反对把历史的规律和机制自然科学化，反对那种吞噬一切差异和多样性的普遍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肯定人的实践和历史运动中充满了各种制约性、自在性、必然性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的作用是通过人的价值选择机制和文化创造机制来实现的。
我们发现，甚至连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分析历史的自由和法则时都看到历史运动机制的这种辩证性质。
他指出，人类社会的运行的确受某种外在的制约性因素的影响，人类事务中有类似“自然法则”
的东西存在，例如，个人生活及其经营活动中的平均数法则、商业和工业事务中的周期率、战争与和平的周期、文明解体过程的“动乱—集合—动乱—集合—动乱”
的三拍半节奏等。
但是，他认为，人不是简单地服从自然法则，实际上，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或控制自然法则，人性对自然法则具有顽抗性，例如，人对昼夜、四季、生老病死的控制，人对非人为的和人为的法则的控制等。
实际上，技术、政治、经济等社会变革的速率不是固定的，不是由固定的法则或规律决定的。
换言之，历史上的法则和自由是等同的，人对自然法则的顽抗性说明存在着选择的自由和文化的创造力[31]。
实际上，即使我们承认在一些历史条件下，经济运动的必然性带有强制的，甚至盲目的力量，实际上也需要对这种决定作用进行具体分析，但是，任何时候，经济必然性都不会单纯通过经济因素发挥作用，实际上它都包含着内在的文化力量和要素的作用。
例如，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发展时，充分肯定了经济理性化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但是，他并没有把这种发展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因素自身的发展；相反，他努力在经济运行的内在文化机制上，即通过新教伦理来理解资本主义特有的快速发展。
同时，韦伯在分析非西方社会的理性化问题时，又在相关的意义上提出了内在文化阻碍的问题。
当一种全新的事业在制度安排和实际运行中停滞不前时，很可能是原有的文化模式阻碍了新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的生成。
他在分析以新教伦理为标志的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发生时，强调要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他指出：“考虑到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在作类似的分析时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
但与此同时，决不能忽略相反的关联。
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法律，但它与此同时被人们采取特定类型的实际理性行为的能力和气质所决定。
当这些类型的理性行为受到精神障碍的阻碍，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也必然会遭到严重的内在阻滞。
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基于这些力量的责任伦理观念，过去对行为一直产生最重要的和生成性的影响。”
[32]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民族或共同体之中，作为社会历史总体运动内在的和微观层面的文化，同经济、政治等宏观历史要素和宏观权力之间构成了价值取向各不相同的复杂关联。
例如，有与宏观权力同构的微观文化力量和因素；有阻碍宏观权力机制更新的微观文化力量和因素；有推动宏观权力机制创新的微观文化力量和因素；也有反抗宏观政治霸权的微观文化力量和因素，等等。
这种复杂的历史机制使历史的运行呈现为自由和决定性、偶然性和必然性、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价值和事实、选择和被制约等相互交织的可能性和创造性的空间，呈现为一个包含丰富内涵和多种发展可能性（发展道路）的实践进程，一种真正的人的历史。
这种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不是超人的外在的、自然的力量或者盲目的经济力量自律发展的历史。
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这种文化理解范式显而易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倾向于把历史归结为物质生产和人的实践活动的展开，而不是完全与人无关的超人力量的历史，他们反对脱离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的生活而按照某种外在的尺度书写历史。
也就是说，关于人的活动所受到的各种制约、人的活动的机制或规律、人的自由和创造，都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的规定。
在他们看来，迄今为止的各种历史观的最致命的缺陷在于：“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
[33]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把具体历史的日常生活基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全部抽象掉和蒸发掉，从而把历史进程的运行机制视作外在于历史的，类似自然科学规律的决定论过程。
总而言之，作为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理解范式的文化理论可以在两个基本的维度上消解历史观上决定论和自由之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
在共时态的维度上，这一文化理解范式通过回归生活世界而恢复了历史本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政治、经济、技术、社会公共生活等各个方面提供了人的自由选择空间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空间，使历史的机制从外在的自然回归到人的实践本身。
在历时态的维度上，这一文化理解范式肯定逐步走向世界历史的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在基本文化价值上的一些共同追求，同时又充分尊重各种文化、各种文明的特色和价值要求。
文化哲学还特别强调文化间和文明间的学习、交融、交汇、交往、传承、模仿、融合、整合，这里充满着文化选择和文化创新的可能性，充分承认文化、文明、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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