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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生产必然是一个依赖于知识分子思想创造的漫长、艰难而充满矛盾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有前进也有后退，有驱逐也有重组，葛兰西把它描述成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
因此，霸权的扩展同时就是世界观持续构造和再造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队伍持续不断的组建和重组的过程。
葛兰西不认为一个单独的知识分子队伍就可以生产出充分而完备的意识形态，然后再把它从外部灌输给群众。
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所包含的是：它们没有从外部强加任何一种理论，而只是对业已存在的活动进行批判和更新。
所以葛兰西才会说：“群众信奉或不信奉一种意识形态，是对思想方式的合理性和历史性的真正批判性检验。”
[26]
第三，卢卡奇认真关注的是意识形态得以生产和传播的有形机制，而葛兰西则特别关注的是为意识形态生产和传播提供场所和渠道的制度性框架。
他特别提到了教育系统、宗教组织、出版和一般交往传媒。
这些机构或可称为“意识形态机器”
[27]，它们都是意识形态的物质支撑系统。
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再加上意识形态机器，形成了葛兰西所说的“市民社会”
，它是上层建筑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之一[28]；另一个组成部分是“政治社会”
，包括能维护统治、具有暴力强制性的各种国家机器。
[29]正如佩蒂所指出的：“市民社会，在葛兰西看来，就是把经济必然（y）转换为‘应然’的政治纲领的地方，也是把必然转化成必然意识乃至自由的地方。”
[30]从经济必然到伦理—政治、从结构到上层建筑、从客体到主体、从必然到自由，就是葛兰西所说的“净化”
（catharsis）过程。
[31]正是在伦理—政治阶段，无产阶级开始自觉意识到自身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
为什么我说葛兰西是肯定性意识形态概念发展过程中作出最大贡献的人，现在就可以清楚地说明了：首先，通过对知识分子作用的高度评价以及对意识形态机器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性的探讨，葛兰西显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因为无论是列宁还是卢卡奇都没有在这些方面做过如此丰富而有建设性的考量，但这还在其次，列宁和卢卡奇的意识形态观中存在的更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解决自发意识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心理学意识与归因意识、哲学与常识之间的辩证关系。
因此，在他们这里，这些对立关系显然是二分的，即在十分清晰的科学世界与歪曲和不连贯的自发意识世界之间进行了截然的二元对立式区分。
马克思主义就是工人阶级之外的知识分子的产物，并作为一种科学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阶级之中，以便清除那些只能表达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的心理学意识。
葛兰西充分意识到这些对立，并在实际上把它们列为自己的反思对象。
他对于这些对立关系的分析多了一些理论的精致，少了一些片面性，因为他力图把决定关系的两极理论化，并企图从中进行桥接。
的确，实践哲学是由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就像所有的世界观一样，但却必须满足如下三个条件：其一，有机知识分子本身也是阶级的产物，因此不可能在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绝对的区分；其二，这不是一个如何用新科学替代有缺陷的旧“科学”
的问题，而是一个创新并对现实活动进行批判的问题，换句话说，实践哲学并不是要替代有缺陷的意识而是要承认和表达一种集体意志，提供一种业已存在于阶级之中的历史导向；其三，实践哲学、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可以是一种信仰和一种“健全的见识”
，其中也可以包含部分哲学元素。
因此，不同等级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使得人们可以把握到无产阶级意识的各种形式，它们既不是最清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也不是纯粹彻底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所以，尽管葛兰西承认意识形态污染的存在，但他并没有把无产阶级非哲学的意识形式归结为资产阶级的虚假。
对于列宁和卢卡奇来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必须表达工人阶级的真实利益，否则它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对于葛兰西来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却可以有缺陷地表达这些利益。
这主要是因为在葛兰西这里，意识形态不只是一种世界观，它还必须包含着行动指南，也必须在群众中实现“社会化”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有必要不断更新，以便适应新的历史形势。
[1]A.Gramsci，Selethe“PrisonNotebooks”
，Lawrence＆Wishart，London，1971，p.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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