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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或许恰是论及哈贝马斯对意识形态理论之贡献的好机会。
人们似乎不能把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观与虚假意识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他所提出的观点是：“今天的语言问题已被传统的意识问题所替代；对语言的超验性批判代替了对意识的超验性批判。”
[3]但无论如何，正是这种对语言和交往理论的兴趣（鉴于它对意识形态观的影响以及它曾得到的充分发展）促使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观发生了转型，即从最初的研究方法（通过一种不同的方式）开始转向一些与这里所讨论的虚假意识论有关的问题领域。
在其早期阶段，哈贝马斯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抗已变得不易察觉，因此意识形态不再建立在市场和平等交换的原则基础之上，而是变成一种技术专家治国论意识（teosess）——一种可以在群众中产生去政治化效果的意识。
借助于将决策合法化，即仿佛这些决策都是“技术的”
而非“政治的”
，技术专家治国论意识模糊了交往互动和目的理性行为之间的界限。
尽管哈贝马斯不同意马尔库塞将意识形态视为科学和技术本身所固有的属性的做法，但他承认科学和技术也不是全然清白的，尽管它们都有其进步性一面，但它们也变成了新意识形态意识的资源。
[4]
在探讨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时，我已在其他地方详细考察了这一理论。
[5]尽管这正好迎合了其他马克思主义作家如阿尔都塞所承认的潮流[6]，但它却低估了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解放意识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
不过，除却这些问题，哈贝马斯的立场还是能够把意识形态与以阶级为基础的统治联系在一起的。
正如他所指出的：
今天的统治，已不再是**裸的意识形态统治，而是穿上了科学的外衣，采取的是一种以尊重科学为名义的更难以抵制和影响更深远的新形式。
在这里，实际问题被掩盖了，新的意识形态形式不仅为特定阶级的统治及其对其他阶级争取解放运动的压迫提供合法性依据，而且还会影响整个人类的解放利益。
[7]
需要指出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其早期阶段，哈贝马斯把人类的普遍解放旨趣与被统治阶级的具体解放旨趣进行了合并，也没有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予以澄清。
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这两种旨趣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
[8]。
也就是说，既是对对手的废除，也是对自身的废除。
而且：
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
[9]
当然，在这一阶段，哈贝马斯还是考察了这两个方面，即便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澄清。
随后，哈贝马斯通过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将关注点从具体的统治阶级利益之幕转向了无法达成真正的共识的普遍的交往情境。
在这一新语境中，意识形态被理解成“系统歪曲的交往”
——这是一个规范和世界观的系统，其有效性将在一个交往框架中得以验证，它阻碍了随意的言谈活动的开展，也给共识的达成设了限。
哈贝马斯想从一种“普遍的语用学”
的视角出发来分析交往，以期找到可适用于所有话语情境的普遍规范，从而拒斥一种“经验的语用学”
的做法，因为后者旨在调查交往的语境和超语言的条件性。
正如他所指出的，“我已提出了一种叫做普遍语用学的研究纲领，旨在重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话语基础”
[10]。
大致说来，他认为正是在对话中隐含着一种真正的共识，它使得“理想的言谈情境”
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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