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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贝马斯看来，“共识只会通过被适当解释的普遍利益而产生。
这种利益，我指的是能够通过交往而被大家分享的要求”
[11]。
这在实践中很少发生，但值得期待，或许也是所有的言谈活动被赋予的使命。
如他所说的，“在接受实践话语的时候，我们必然会设想一个理想的言语情境。
这种理想的言语情境凭借自己的形式特点只容纳一种能够代表普遍利益的共识”
[12]。
在这一理想言谈情境中所达致的共识——哈贝马斯称之为“理性共识”
——因此就是一种规范，一种可验证所有主张之有效性的规范，并由此也成为借以判断系统歪曲**往之具体情境的唯一可能的标准。
发达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合法的规范系统，还“通过把合法性理念锚入交往系统之中以全面阻碍有效交流的实现。
被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主张据说也是全人类和整个自然通行的法则，具有全球合法性。
这一观点继而又被一个排除了有效话语实践过程的交往结构所捕获……其所造成的交往障碍会对已经输入的合法性解释进行进一步虚构，同时又为合法性理念提供了支持，虚构于是得以继续下去，难以为人所察觉。
这就是意识形态所取得的悖论性成就”
[13]。
哈贝马斯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特殊成就在于，它们用一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全面地限制住了交往”
[14]。
这就是为什么揭秘意识形态的任务只能借助于在历史的、具体的规范系统与一种理性共识的理想情境（后者也即是一种据称可以随意开展言谈活动而不受任何限制的理想的规范系统）之间进行比较才可能得以完成的原因所在。
我将在本书第六章中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哈贝马斯的扭曲的交往系统模式是一种精神分析，其他“病态的言谈活动，如疯子间的言谈，也是观察对象”
[15]。
至此，意识形态批判就成了精神分析学的一种方式。
[16]正如精神病人并没有意识到其自身的内心压抑，因此必须在精神分析师的引导下借助于语言分析的过程来认识到这一点一样，参与各种社会集体活动的人们可能也是在一种类交往的情景中参与到活动中去的，在这里，虚假的共识使得他们无法认识到交往的扭曲性。
于是，他们不得不在批判理论的引导下借助于反思过程来认识到自身的真实处境。
如赫尔德所指出的，“正是哈贝马斯认识到了这一点，即通过把社会情境看成是需求被压抑的结果、因此也是歪曲和有限的交往的源泉，弗洛伊德就可以比马克思提供更好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说明了”
[17]。
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
[18]但无论如何，多数批评者都主要集中在上述要点。
例如，有人指责哈贝马斯使用一种精神分析的模式来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理由是这种批判把病人和精神分析师之间的个人互动关系转换成了集团和阶级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
这一分析显然是有缺陷的。
而且，精神分析也部分涉及病人的有意合作问题，正是在这里，处于矛盾和对抗关系中的阶级就无法进行类比性分析了。
此外，我也认为，把精神分析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分析模型，实际上是剥夺了这两种现象的具体内容，因为它们都主要聚焦于抽象的和形式的方面——它们都是被歪曲的交往这一事实却被埋没了。
我所说的虚假意识也可适用于歪曲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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