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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艺术产品“逐渐被视为专业化（specialized）生产的种类之一，而且它的生产条件被认为与一般生产的条件极为相似”
[7]。
正是在这一具体语境中，“为艺术而艺术”
的思想以及“天才艺术家”
的思想才得以初见端倪。
商业出版将知识分子的功能具体化为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者——当然他们的生产活动是在一系列的关系中进行的，这些关系包括诸如出版商、评论界、艺术品经销商、期刊、学会等诸多中介机构。
在巴迪欧看来，有些代理机构或团体的身份，是由它们在知识界所处的地位使得它们可以将自己的文化标准强加给同一领域中的其他成员所界定的。
[8]但他的主要观点则是认为：知识界是一个实体，有其自身的衡量标准。
这也体现在政治思想观之中。
如哈贝马斯就指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18世纪出现了“公共领域”
。
这是一个“公共意见”
形成的领域，其方式就是在没有诉诸任何教义或传统的情况下，自由地开展公共讨论和政治生活论争。
出版机构的私人所有，是这一公共领域中的重要部分，因为这可保障公共讨论渠道畅通。
[9]
因此，似乎基础—上层建筑比喻中所隐含的关于独立、自主的社会领域之区分，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现实中已拥有牢固的基础。
可是，其中所包含的问题、特别是与“决定”
概念有关的问题，依然很难予以准确的理论把握。
如何才能解决这一悖论呢？我认为这个问题部分缘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传统做法试图依据过于简单的标准来封闭每一个上层建筑或社会层面的全部内容（即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是什么），以便让这些异质的要素能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共存。
比如，观念的上层建筑就被说成是包括所有社会意识形式另加一系列制度和设置（如教育、媒体和教会等）。
政治上层建筑则被说成是囊括了诸如议会、司法、警察等政治设置和法律、管制以及更广义的权力关系等。
相应地，经济也必须包含物质生产关系、经济单元和机构、生产手段，以及科学和技术等生产力因素。
直接就可以发现，这一“基础—上层建筑”
式的区分存在着很多难题。
难道科学除了是一种生产力就不能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了吗？同样，司法、法律和法典难道不也是一种文化产品或意识形式？借助于期刊杂志和报纸得以开展的政治讨论是否也可归结为某种思想的上层建筑或是政治的上层建筑（它们之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是否真的可以把权力问题归结为政治上层建筑，或者它们也是经济、学术、制度（等）中的权力问题？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看，是否可以认为任何的经济或政治活动中都不涉及意识？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既然如此，把意识典型化为一种具体的、孤立的上层建筑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当然，我们可以对表现在特定层面的具体意识形式进行区分，如通过科学和技术知识发挥作用的经济结构，以及通过法律和政治意识形态（在肯定性意义上）发挥作用的国家职能。
但同时，法律和科学知识又都是重要的教育设置的组成部分。
因此，一般说来，社会意识形式不能被安装在一个单独的层面，其理由（至少）有二：其一，没有哪一种思想的上层建筑是孤立于实际运行的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二，没有哪一种思想只在某一具体层面发挥作用，而绝对不会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
因此，我认为，传统上三个层面的区分（即经济基础、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只是从制度和物质机构的角度来看才是有效的——这些制度和机构都是针对这些不同层面的，也的确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分化和专门化趋势，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实践“领域”
。
我不是要区分出社会的物质的方面和思想的方面，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意识形式”
也是一个物质实体：它们出现在书籍中，通过语言并借助于“空气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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