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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阶级依然还在经济层面，只因其结构利益而得到界定，且不能决定司法和意识形态形式。
如果说辛迪斯先前还提及阶级实践的话，那么现在他不再这样做了，阶级已被归结到经济层面，且其结构性配置也不会导致任何政治结果。
由于聚焦于阶级结构利益而不再是聚焦阶级实践，政治于是变成了完全与经济隔绝的东西。
倘若如此，阶级的政治立场就与它们的阶级利益相左了。
但认为它们可以与具体的阶级实践相分离的想法是不对的。
通过将阶级归结到经济层面，辛迪斯再次陷入基础—上层建筑想象的泥潭，因为后者将社会划分为孤立的不同单元。
因为他拒绝将上层建筑归结为基础，所以他所能做的只能是接受另外一个极端，即将三个层面都视为具有绝对自主性的领域。
辛迪斯和赫斯特相信，为了避免还原论，就必须接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非阶级形式”
[4]的存在。
这就是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全部自主性可以来自于任何阶级的决定。
他们错把政治与阶级利益之别当成了政治和阶级实践之别了。
前者是可能的，但后者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却没有意义。
但这还不是全部。
辛迪斯和赫斯特想为他们对“最终决定”
的批判提供更完备的依据。
在他们看来，决定概念的核心问题是一种认识论问题，也即将概念之间的关系置换成了这些概念与其具体对象之间的决定关系。
这已不是单纯的决定问题，而是所有认识论的典型问题，因为它将话语领域从独立存在的客体领域孤立了出来，并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构建了一种对应关系，而通过赋予话语形式以认识论上的优先权就可以把握到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对应关系了。
认识论因此在本质上是一种教条，因为它给话语领域设置了一种优先权，据说，这是无法论证的，但却是能保障客体和认知对应关系的绝对标准。
辛迪斯和赫斯特想逃离这种教条主义，所以提出“话语所指的实体，只能在话语之中并通过话语形式得以构建，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具体化”
[5]。
因此客体不能独立于某种话语形式而存在，没有话语形式它们也不能得以具体化，结果就是，没有任何一种话语形式被赋予了优先权以便担保某观念是否表达了现实本身。
这就意味着认识论实际上被抛弃了。
就“决定”
问题来说，辛迪斯和赫斯特的相关论述走得更远。
由于没有哪一种话语被赋予了优先权，因此所有话语的基本概念也就没有了优先权。
如果没有具有优先权的概念，那么话语也就无法作为这些具有优先权的概念的简单演绎或归纳之结果而存在了。
也没有概念能作为其他概念形成的绝对标准了。
于是，从生产关系（经济）概念也就无法推导出政治和意识形态概念了。
这样，“决定”
就不再有效了。
辛迪斯和赫斯特的分析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人们一眼就可以发现他们在试图逃离认识论时的一个明显的陷阱。
当他们试图放弃“认识论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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