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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层面都产生了一种“自由市场”
，可以在这里进行商品循环：一方面是纯粹的物品；另一方面则是明显夹带观念和信息的物品（如书籍和电影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概念一定是历史的和具体的。
马克思的确提供了一种一般性的和抽象的描述，如“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或“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
这些描述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对意识历史形式的具体分析，毋宁说是提供了一种可普遍运用的原则。
然而，我认为这些陈述在反对唯心主义的具体语境中是有其特殊意义的，但却不能将它硬拉到对决定概念的探讨之中。
马克思本人也对此进行了澄清，这不仅体现在他对每个历史时期的“生活”
与“社会存在”
的具体分析和细化研究之中，而且也体现在他如下的一个理论化描述之中：
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
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
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
[2]
物质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从同形（homology）的角度而不是类比或比喻（analogy）的角度来加以描述。
罗斯-兰蒂（Rossi-Landi）在解释语言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时就提出了这一角度的区分问题。
他的观点是：在这两种社会过程（也即作为商品的货物的生产与循环，以及作为信息的语句的生产与循环）中存在着一种相对“同质性”
（sameness）。
罗斯-兰蒂认为，“当货物循环以商品形式进行时，它们‘就是’信息；而当语句循环以口语形式进行时，它们‘就是’商品”
[3]。
这一观点因以下事实而得到验证，这个事实就是：这两个过程都起源于同一种实践活动，这就是人类生产和再生产他们自身的实践活动。
如果说类比（或比喻）法将最初分离的竞争性过程重新联合了起来；那么同形法则认识到了表现为分化的最初的统一。
[4]把这种区分引入到我们的话题中来，就会发现在知识和物质生产之间也存在一种同形关系，因为它们是在实践中的统一。
正是在物质生活的生产中，意识同时也得以产生。
这就是为什么决定并非仅仅是来自于既定结构和设施的设限，也是意识经由且在实践中的生产。
物质生活的再生产的确蕴含着实践形式的日益分化以及脑体劳动的分离，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如下这一基本原则，这就是：不能脱离社会实践来看待社会意识形式。
无论如何，应该在如下两种意识之间进行区分：第一种指的是由知识分子阶层所生产、并通过生产和传播观念而得以新生的意识形式；第二种则指的是由个体在其日常生活的生产实践中生产出来的意识形式。
尽管它们都经由知识界的中介，且必须在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中加以把握，但前者多了一种批判的要素，是对多少具有自发性和常识性的后者的一种严厉反思。
知识分子阶层（作为与教会的分离）的出现，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具体特点。
因为只要资产阶级斗争是为了获取政治权力，这一阶层的知识生产就必定是高度政治化的和批判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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