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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以一种类似的方式隐蔽地藏身于一种不确定性的确定之中，所以，历史意义的确定性也就不能确定了。
[9]
比高德曼更加不确定的是布洛赫，后者断言历史意义的存在，并认为马克思提出了一种终极目标观。
无产阶级的自创（作为历史的主体）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可充分实现。
正如施密特所指出的，布洛赫再次回到了这样一个观点上来，即认为更理性的社会是“感性世界的一个现实化过程”
[10]。
若如此，那就可以立足于必然的未来对当下现实进行判断了。
乌托邦的意识是可以“修复的——但绝不能（在任何具体时代）被一种纯粹的权力所驳倒。
相反，它驳斥和判断存在，如果它越来越没有人性的话；的确，它首先提供的是测量从天赋人权那里分离出来的确凿性的标准”
[11]。
事实上，布洛赫显然承认了抽象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分析（马克思立足当下预测未来）之间的区别。
不过，布洛赫的历史观中暗含着一种承认未来自主性的模式，即倾向于认为历史遵循的是一种自我再造的存在原则。
对于布洛赫来说，历史的整体意义似乎是要替代人类实践了。
我认为，将未来视为当下社会既存要素的现实化，是一种更好的阐释选择。
未来不是对当下的完全否定，而是肯定可以（尽管是局部地和不完美地）在当下找到的一种现实。
我同意施密特的看法，即如果可以在马克思思想中发现一种乌托邦，那样的乌托邦也是一种否定性的乌托邦（因为它超越了当下社会的局限性）。
[12]但其否定性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即它避免描述未来理想社会的具体特征；而不是从如下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即断然地割裂了当先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性。
更加理性的未来社会不是在抽象中、作为一个模型或作为历史整体意义的必然结果而获得合法性的，其合法性只能通过实践地变革既定社会关系而获得。
正是因为马克思拒绝对未来社会进行具体内容上的描述，所以他就无法将之视为与当下社会之间的截然对立了：他必须立足于对当下的分析。
在讨论巴黎公社问题时，这也是他特别强调的一点：“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
他们并没有想pardécretdupeuple〔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
……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13]
马克思并不相信历史的整体意义优先于人类实践。
他严厉批判了那些把历史看作是观念、理性或天意的实现的论调。
他也不认为历史是非理性的。
但其合理性不是以一种必然的方式预先决定的，而是在前进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
历史感并非独立于现实之外，而必须总是可溯及（与其生存状况相应的）人类行为。
马克思批评鲍威尔，就是因为在鲍威尔那里，“人为了历史而存在”
，而“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个性，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反倒仅仅变成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
[14]。
在马克思那里则相反，历史是由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的，正是在这一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人类也赋予历史以意义。
因此马克思的理论是非目的论的。
它并没有倡导一种有待实现的终结目标，正如它没有提出一种可引导历史走向必然结局的内在推动力一样。
[15]马克思显然拒斥了批评者的阐释，这个批评者：
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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