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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调解模式太过于抽象以至于无法提供可对特殊理论和政治纲领进行判定的具体标准。
因为，正如赫尔德所指出的，即便：
我们可以自由论争，自由打开话语，但老问题又出现了：对称性要求（即要求在选择和采用话语方式时，必须存在一个对称传递的机会）是否已经设定了能够确立的理论和实践立场？我们如何判断不同论争的优劣之分？可以合法地采用什么样的证据？我们如何解决声称要确立客观道德和政治立场的竞争性观点之间的争端？[6]
正是构建这样一种理想状态的努力引发了这些问题，因为它预先设定了标准的先在性。
在这一意义上，这一无可指责的模型的实践建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至于第二种观点，即把当下归结为一种历史的未来的做法，我在讨论罗斯-兰蒂的立场时已提出，这种诉诸未来的努力至少可以采取两种方式：其一，当下的现实可用来指代一种未来的模型，即无阶级的社会——它被认为是当下现实的完全的对立面。
这里的“未来”
与当下的实践之间毫无瓜葛，纯粹是对当下的一个否定。
在这一模型实现之前，这难免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植根于一种矛盾的社会。
其二，不是把未来视为一种纯粹的否定，而是把它视为（借助于自觉的实践改造）对当下社会中业已存在的要素的现实化和完备化。
这一实践及其在理论中的把握可为当下思维提供非意识形态性证明。
前一种方式将一种有缺陷的当下归结为一种绝对的未来模型，而后一种方式则将一种可能的未来归结为当下的实践改造。
可以在葛兰西和罗斯-兰蒂那里找到第一种阐释的某些要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罗斯-兰蒂认为，“意识和实践的综合——意识和实践必须重新统一起来——仅仅存在于未来。
这就意味着它在当下的存在仅仅是一种思维中的存在，而不是外在于思维的一种现实”
[7]。
尽管葛兰西与罗斯-兰蒂相反，并不接受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但他将“必然王国”
（也即阶级社会、矛盾与斗争的领域）与“自由王国”
（没有矛盾的领域）对立了起来。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对阶级社会、历史矛盾的一种表达，所以它必然分享所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并因此在自由王国中消失。
这俩人于是都将当下与未来对立了起来，藉此，当下也就不能存在非意识形态的观点了。
这一立场的问题之一就在于：暗地里将必然与矛盾等同了起来。
其后续影响将在本章最后一部分予以详述。
这一立场的另外一个问题则在于：如何看待从当下阶级社会向未来无阶级社会的前进、如何克服从必然到自由的跳跃幻觉？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不能逃离现存的矛盾的上帝，如果不直接造成一个乌托邦的话，那么，除了泛泛而论之外，他不能断言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
[8]。
如果从一个有缺陷的当下（它要直面未来的完美）的视角来看待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关系的话，又如何能解释这两个完全隔离的世界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得以桥接的呢？
葛兰西和罗斯-兰蒂所努力避免的，恰恰是诉诸一种整体的历史观以抓住从必然到自由的过渡之径，尽管这是一个可能的答案。
高德曼则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帕斯卡的赌注之间进行了类比。
在高德曼看来，马克思不得不将赌注压在意义重大的历史性上，就像帕斯卡把赌注压在上帝的存在上一样。
前者赌的是超验性，后者赌的是内在性。
但他们都共享了同一个奥古斯丁原则，即“故我信”
（credoutintelligam）。
认知活动开始于一种信仰。
为了理解人类生活和社会，社会科学必须开始于将赌注压在作为整体的历史意义上，以及作为具体的局部结构上。
然而，帕斯卡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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