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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于历史过程的各种形式和现象之显明的经验论见解的特种结合。
这样的见解使以后考茨基达到了悲哀的结局：依据庸俗的实证主义和鄙陋的经验主义的精神，把对每一时代的历史特殊性的理解的唯物宇宙观跟“方法”
相脱离了。
孟塞维化的唯心论也具有这样的倾向，这是很可注意的。
恰恰在卡列夫对于历史唯物论的对象的解释中，极显著地表现着折衷论的观点：他一方面把历史唯物论这种科学的形式和内容脱离开来，对于“在形式上这一科学是什么”
的问题之抽象的“方法论化”
，不经过“历史唯物论的内容”
的分析而进行其“方法论化”
，把历史唯物论解释成诸种空洞的抽象观念和理论前提的体系；另一方面，他完全用经验论的和庸俗实证论的态度去研究和理解各个社会形态的历史的规律性。
上述两种观点，都是讲到历史唯物论的本身对象——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之历史的发展过程——的。
在前一种场合，布哈林用抽象的、由他预先制定的“一般的社会”
的公式，去代替真实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各种特殊的，互有质的区别的社会形态的研究。
在后一种场合，即在孟塞维化唯心论者的观念中，根本没有注意到历史唯物论是论社会历史发展之统一的、完整的、一般的理论；他们观念中只有一些预先定下的抽象的前提，一些互相区别的、形式各异的社会现象。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所谓社会科学的“方法”
，就完全失去了它的物质的、具体历史的基础。
在历史唯物论的对象问题上，机械论的和孟塞维化唯心论的见解的全部区别，只有以下一点：在布哈林的观念中，他的一般的社会学说是不变的、预先制定好的一种标度，被他机械地应用到历史上去；孟塞维化的唯心论者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尽行溶解于“方法”
中，他们把布哈林所倡的“一般法则”
变为同样抽象的诸逻辑范畴之综合体，他们以为我们只是用这些逻辑范畴去研究各种社会形式的特殊法则的。
机械论者也好，孟塞维化的唯心论者也好，他们的观念中都没有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这回事。
机械论者布哈林把他的论“一般社会”
的学说，——即如著名的社会均衡论——应用于帝国主义时期和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他把劳工阶级的“组织”
倾向看作“有组织资本主义”
之继续发展，他老是在同一的市场法则的作用上费思索而不了解这两个时期的质的区别。
孟塞维化唯心论者则用空洞的、“方法论”
上的抽象探讨去代替帝国主义的发展和过渡时期中诸种经济成分的相互关系之具体的研究。
因此，一讲到帝国主义和过渡时期的特殊性时，他们是经验论地、主观主义地了解着这些特殊性的；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是“进步”
的，而视社会主义建设为集体主义“理想”
的实现等等。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他们所发扬的唯物史观的对象问题，早已给了一切重要的指示。
在他们的历史唯物论的根基上，置放着他们彻底倡导的唯物的反映论和辩证的联系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般与特殊间所存在的联系的辩证观念。
恩格斯讲到历史唯物论的时候，他不仅称它为研究的方法，并且称它为“历史的宇宙观”
、“唯物的历史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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