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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相互交织着的；因此，若不全面地理解人们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几乎不能去探讨意识形态这一领域。
不过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看到了经济关系的首要地位，并已经把它理解为人类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实体”
。
他在阶级剥削关系所产生的矛盾中，发现了人经常不断异化的基础。
马克思发现经济的异化是宗教和思想异化的基础。
在阶级剥削的制度下，例如在工人生产商品的制度下，工人在这一生产活动本身中，使自己的力量异化，从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
可是，这一产品本身却归另一个人所有，这样，那个人由于具有经济权力实际上也成了政治权力本身的“占有者”
。
因此，工人在这种关系中感到自己是被异化了的。
由于生活条件的艰难和没有力量来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和历史，他们必然要在其他方面寻求慰藉。
因此，群众的贫困是形形色色宗教幻想得以滋长的现实的肥沃土壤。
马克思在1844年初写道，宗教的苦难是现实苦难的表现。
另一方面，它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因为要求实现某个美好的彼岸世界的幻想，同时也就是对这个逐渐使人失掉最低限度生存条件的世界的一种抗议。
因此，共产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社会，它的目的应当是使人从他的各种各样的异化中，即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异化中解放出来。
在这里，新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具有自己的现实的基础。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及其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
除了这个有关人的重大问题之外，马克思当时还解决了哲学上的一个实质性的问题——逻辑认识论的问题，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它作了简要的论述。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另一个地方还将谈到。
虽然马克思当时已经看到，经济是人类历史的基础，同时也是作为个体的人本身发展的基础，但他，以及恩格斯，都还没有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方面得出明确的结论。
为了使共产主义本身终于能获得科学的基础，这一工作也是必须完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
（1845）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45），标志着他们朝这个方向迈进了一步。
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路过巴黎回德国时，在马克思那里逗留了几天。
他们再一次共同得出结论：他们的观点和愿望完全一致。
他们决定，首先要对以前的朋友布·鲍威尔及其伙伴给予答复，因为这一帮人反对他们在“德法年鉴”
上发表的文章。
恩格斯逗留在巴黎的这几天里写了将近二十页手稿，接着便前往德国，在那里他完成了自己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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