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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一来，人的类本质就被当成一个不变的、理想性的东西了，它既是人的原始本质，又是人类预悬的理想目标，而历史向理想的发展也就成了向这原始的东西的回复了。
与从人的类本质出发密切相关，作为人的类本质之规定的生产劳动也具有某种抽象性，即这里只强调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而未确认物质生产的首要目的乃在于生产满足人们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要的资料这一事实。
这样一来，人的类本质作为一种总体性、理想性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现实存在的个体不同的东西，是一种超个体的东西，因而这种作为类本质的活动的目的便只在于为了类本质的实现，而无关乎个体的现实存在。
易言之，生产劳动在这里首先是为了人的类本质的确证，而不是首先为了个体的生存，只是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劳动本身才“成为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
。
因此，这种类本质就不是与人的自然特性直接相关的，而毋宁说是超乎自然之外的理想之物。
由于这种类本质的超自然性，以它为出发点去解决问题，便导致了无以说明劳动异化的原因的困难。
异化劳动本来是用于说明私有财产和种种矛盾对立的产生的，但这里又以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的前提。
这在逻辑上是一种循环论证。
这种逻辑上的循环性表明了从人的类本质出发并未能合理地解决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
无以说明异化发生的原因，其实是以往一切异化理论都难以克服的困难。
因为既然未异化的原初本质是圆满的，那么，这圆满的东西为何会异化自身便是难以理解的。
这一困难在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那里同样存在，只是为思辨的语言所掩盖了。
如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借用席勒的诗句，把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原因解释为上帝或绝对精神由于没有朋友，孤家寡人，寂寞难耐，便创造出诸多精神形态来，作为其幸福完满的象征，以求心赏意悦。
[12]这当然算不得是一种解释，而只能说是一种神秘的寓言故事。
这一理论上的困难在马克思对于人类现实存在的分析中却是无可回避的，当然也容不得诉诸任何神秘的寓言故事去搪塞。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本人已意识到了这一困难，因而在探索着新的解决方式。
马克思在其中讲过“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
[13]，意欲从分工与交换入手解决上述困难。
这预示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但在《手稿》中这一方向却未能展开，因为这里仍然视“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
，而未达到视分工为私有财产之原因的理解。
但要能达到这种理解，从分工的后果上探讨私有财产的起源，就必须对生产劳动的实质有新的理解，看到生产劳动首先作为人类为维持自身生存所不得不从事的活动的自然必然性。
而这又需要一种不同于人的类本质的新的出发点，这一出发点应当能指明劳动对于维护人类生存的首要性。
这一出发点的转换，也意味着突破德国哲学的传统，从另一视角审视所面临的问题。
2.《神圣家族》：从“利己主义的人”
出发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题是以哲学的劳动异化理论论证共产主义作为历史运动的必然性的，《神圣家族》的主要内容虽然是批判鲍威尔等人的，但其正面的阐述仍然是论证共产主义的，只是这里的论证方式或出发点改变了。
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影响，通过改造黑格尔的思辨唯心论，把其唯心主义的精神异化论的辩证法引向唯物论的方向，以为共产主义提供论证的话，那么，由于这一方向上所遇到的理论困难，在《神圣家族》中就暂时放下了劳动异化理论而转到了另一方向上。
这一方向可以说是力图改造法国唯物主义，将其引向辩证法的方向，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证共产主义。
当然，这个方向是与从唯物主义立场上对鲍威尔等人的以“自我意识”
为出发点的唯心主义的批判完全一致的。
科尔纽对此评论说：“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一个阶段，对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和法国社会主义。
马克思全面研究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和法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的学说和观点，并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环境对人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4]通过对18世纪唯物主义学说的研究，马克思对于自然、物质利益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形成了新的看法：“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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