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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对当时在英法德等国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有强烈神秘主义、信仰主义、反理性主义等倾向的流派，就很难说它们包括了多少体现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内容，毋宁说只是体现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堕落。
因此，只有从整个哲学的发展趋势看，才能谈得上当时的哲学发展已处于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的过程之中。
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了两个当时并未引起人们高度注意、后来却影响深远的事件。
一个是英国哲学家罗素和摩尔发动了对他们原来深受其影响的绝对唯心主义、或者说新黑格尔派唯心主义的反叛；一个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了以意向性原理为核心的现象学方法。
前者被公认为发展了19世纪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倾向，为20世纪在英美哲学中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分析哲学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后者发展了现代哲学超越主客心物对立和分离以及实体主义的倾向，为20世纪在德法等欧陆国家广泛流行的现象学运动（包括存在主义）奠定了基础。
这两个事件由此被许多哲学家认为是西方哲学近现代过渡期基本结束、现代哲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
这种分期当然只有相对意义。
西方各国哲学在近现代的发展和转化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各国的情况（包括哲学本身的发展状况）又互有差异，而且都非常复杂，很难对它们做出划一的概括。
在评价各个哲学流派的近现代转型时，需要根据它们各自的具体理论做出具体分析。
尽管从西方哲学本身来说，它们之由近代正式转向现代、或者说实现现代转型是以上述20世纪初的两个事件为标志。
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属于广义的西方哲学之内，那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就已正式宣告近代哲学的终结和现代哲学的来临。
马克思的这一变革是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展中发生的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它不仅根本改变了整个世界哲学发展的方向，也从整体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思想文化甚至社会政治的发展方向。
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深刻意义及其与同时代西方哲学家在哲学上的变更的关系，是正确认识这一时期的哲学及其发展方向的关键所在。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从黑格尔派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并在批判继承人类先进哲学遗产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近代哲学的视野，按照革命无产阶级的实践的要求，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这种变革的伟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都有相当具体的论述，本书也将有所论及。
此处仅从19世纪中期整个西方哲学开始发生方向转折的角度，简单提出几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及其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关系的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世界性意义，但其产生及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的发展的背景主要属于西方范围。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其哲学活动是在德国和欧洲的现实环境下进行的。
他们必然把批判继承德国和欧洲的哲学遗产作为他们建立自己的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理论如同他们的整个学说一样，是以他们所处的德国和欧洲的现实社会的发展方向作为背景而提出的。
马克思明确肯定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的体现。
当他提出自己的哲学理论时，最关切的必然是使之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连，而决不容许它们成为脱离现实的抽象。
只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德国和欧洲的现实社会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哲学发展的趋势出发，才能领会他们的哲学理论的真谛。
尽管他们的哲学与以往及同时代西方哲学都有着原则区别，特别是唯有它才具有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革命意义，但这种哲学本身仍然从属于广义的西方哲学范围，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其中既有对立，又有统一。
第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革与西方哲学家所实现的现代转型从各自不同角度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共同趋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当然与他们个人作为杰出和伟大思想家的天才禀赋分不开，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敏锐地觉察了并且自觉地适应了当时西方哲学发展必然出现方向性的转换这种趋势。
当时的西方社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哲学处于严重的矛盾和危机之中这种现实，促使一切关心社会和哲学进步的人们对之加以揭露和批判，并为之探索新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这种揭露、批判和探索从19世纪开始，特别是19世纪中期以后，已越来越发展成了一种普遍的潮流。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同许多西方哲学家一样正是适应着这一普遍潮流。
因此，只有从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发展这种总的趋势出发，才能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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