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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3]。
正是对理性和理性批判的这种肯定和颂扬，使他们在哲学和其他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
在理性主义旗帜下实现的所谓认识论的转向是西方哲学在近代发展中的一次重大变更，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西方近代思想家所讴歌的理性一开始就因为不能越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的眼界而不能不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
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
[4]
以倡导理性为特色的近代思想家的局限性在理论形态上突出地表现为把存在很大局限性的理性绝对化和理想化，以为只要依据理性，不仅可以建立起关于整个世界的完美无缺而绝对可靠的理论体系，掌握全部真理，还可以据以解决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将这样的社会建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
对理性的这种绝对化和理想化导致了理性的独断和对理性的迷信。
而这反而使本来对人的认识和实践有着重要积极作用的理性既偏离了人的意识和精神的现实的认识功能，又与西方社会的现实发展相脱节。
这样的理性当然既不能解决哲学和认识发展的问题，又不能解决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
事实上，以尊重理性为标榜的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理论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甚至由此陷入严重的困境和危机。
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的“理性社会”
的真实状况时指出：“同启蒙学者的华美的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5]
用被绝对化的理性来论证的资本主义制度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必然导致的矛盾早在17—18世纪就已出现，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等一些敏锐的思想家也早已有所揭示。
不过当时西方各国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成长期，人们往往还只是把这种矛盾现象当作成长中的个别特例，并未引起充分的重视，至于克服这种矛盾的现实手段，更未被当时的思想家所认真思索。
在19世纪初期，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及其所论证的社会都做了激烈的批判。
他们后来被许多西方哲学家公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先驱。
但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的理论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甚至很少为人所知。
19世纪上半期先后在法国和英国出现的孔德和密尔等人的实证主义对启蒙思想家倡导的理性并未笼统反对，但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理性主义同样采取批判态度。
他们要求用实证事实取代抽象的理性原则作为人的认识和行动的标准。
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就已发生了一定影响，但真正作为一种广泛的思潮发生影响则是19世纪中下期的事。
在此我们还应当提一下19世纪上半期在英法等国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他们对资产阶级学者所倡导的理性主义的片面性和欺骗性也做了尖锐的批判，对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未来的美好社会做了不少有价值的描绘。
但是他们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他们把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实现寄托于伟大人物的设计和主观想象。
恩格斯由此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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