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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上半期起，特别是随着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经济危机，由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所导致的这种危机后来在资本主义各国定期爆发。
这种危机既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给广大无产阶级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腐朽和走向没落的趋势。
这种状况既激起无产阶级对用理性主义包装起来的资本主义理想社会完全失望，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正是由此去探索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道路。
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正是为他们的这种探索奠定理论基础。
上述状况也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察觉到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已难以为继。
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必须在不动摇其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对之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和改造。
一些较敏锐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正由此去探索改造和维护资本主义的途径，建立相关的理论。
在哲学上突出地表现为要求批判和超越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的绝对化了的理性主义。
事实上，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无论在先行的英法两国还是后起的德国，对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反思和改造，甚至否定性的批判，越来越成了广泛的思潮。
由于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特别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条件不同，原有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不同，各国社会的变更应当朝什么方向走，各国的思想文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新的形式，也都表现得各不相同。
但是，在要求超越用理性主义包装起来的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上，在要求超越按不同方式构建起来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上，则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
这种共同之处正是西方哲学家实现哲学上的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突出表现。
3.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变化及其对哲学等思想文化的影响
在认识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学者实现的西方哲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时，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由欧洲1848年革命到1871年德国的统一、特别是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对西方资本主义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和广泛的影响，而后者同时又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的变更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总的说来，1848年前后西方资产阶级，特别是尚未实现资本主义政治革命的德国资产阶级既想往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又因害怕当时已兴起的工人阶级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的革命要求而向封建贵族妥协，甚至屈膝投降。
与此大体上相适应，在哲学上出现了既要求变更又表现出动摇和折中甚至倒退的思潮。
这种思潮在英法德美等国可谓普遍存在。
它们正是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曲折过程的体现。
例如，在英法两国流行的实证主义本来是以强调科学为标榜的，但他们在理论上仍然是接受近代哲学中休谟主义的传统，甚至不得不向传统宗教妥协，公开主张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妥协。
德国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批判了绝对理性主义许多的确存在的弊端，但同时又往往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甚至宗教神秘主义。
至于这些国家中普遍存在的折中主义、甚至复辟传统唯心主义的思潮，则更为突出地体现了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发展新旧交替和前进中又存在倒退的特色。
这一时期的欧洲工人阶级已由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同盟军逐渐发展成一支既反对封建势力又反对资产阶级，并由此争取自身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独立的阶级力量，或者说已由自在阶级发展成了自为阶级，列宁把1848年6月法国工人的起义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
[7]，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适应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与资产阶级进行革命对抗的理论。
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等许多论著中都明确指出资本主义连同一切剥削和压迫制度都应当彻底推翻和消灭，一种没有剥削和压迫、能保证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新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出现。
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特别是他们的全部理论创造奉献给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新制度的崇高和伟大的事业。
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在建立和论证自己的理论时，总是把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潮，特别是同时代那些涉及现实的政治运动的思潮当作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而给予坚定的揭露和批判。
至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否经过自我调节还有一定的发展余地，当时的资产阶级学说在某些方面还可能存在现实和合理的因素，则难以处于、事实上也很少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内。
1871年以后，西方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动**时期已经过去，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在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落入低潮。
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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