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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导致一系列极端化的结局,使自己存在的种种缺陷和矛盾凸显出来。
这首先表现在把自然、社会和精神世界的一切都纳入理性框架,把哲学变成一种无所不包而带有浓厚思辨性的理性形而上学。
这种状况的出现与17世纪以来理性精神在各个领域的胜利直接相关。
以理性为基础的数学和实验自然科学的光辉成就,使许多西方思想家相信理性具有无上权威,可以作为普遍有效的尺度和万能的工具。
对理性的倡导由此走向极端而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理性万能取代了上帝万能。
似乎一切都可以而且应当由理性来建立和判决。
任何科学都由理性概念构成、都以是否符合理性的要求为真伪标准;任何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也都应由理性来认识和解决;社会秩序应当是理性秩序;理想的社会只能是理性社会;而一切思想和文化体系也同样应当是理性的体系。
哲学家的任务是去发现那些最普遍的、绝对可靠的、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
只要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就可以用以构造出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推演出全部知识体系、甚至存在的体系。
这意味着哲学应当成为一切科学和知识的基础,成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
。
这一时期西方思想家的哲学观点和立场各不相同,他们所构建出的具体的哲学和知识体系也往往有重大区别。
例如,法国唯物主义者狄德罗、特别是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
与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体系就大不相同。
但在要求按照普遍和自明的理性原则来建构无所不包的哲学和知识体系这点上,他们之间却又存在着很大的共同之处。
事实上近代西方哲学家中大部分人都企图建构这样的体系,我们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西方哲学史上的这个理性时代同时又是建构体系哲学的时代。
从理性具有合理、现实等意义来说,近代哲学的理性形而上学体系中无疑包含了积极内容。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尽管也在建构体系,但他们对17世纪的思辨形而上学采取了坚定的批判态度。
费尔巴哈更是企图“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醺醺的思辨”
。
18—19世纪德国思辨哲学虽然是17世纪形而上学的复辟,但这毕竟是“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
[22],后者实际上就是与思辨哲学本身相矛盾的辩证法。
总之,在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体系中,有时可能包含着符合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精神,从而也符合现实生活精神的内容,对之不能全盘否定。
但是,企图建构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的理性形而上学最终必然走向理性的独断,必然脱离现实的人及其世界,从而背离其“合理”
与“现实”
的意义。
因此,当黑格尔建立了一个集以往形而上学大成的“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
之后,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具有了根本性的进攻的意义,取而代之的不能是任何其他形式的形而上学,而只能是与人及其现实生活和实践统一的新的唯物主义。
[23]
其次,西方近代哲学之“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挥理智的一切结论”
,必然导致把作为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的主客心物等的分离绝对化,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走向了二元论,并由二元论而进一步陷入怀疑论和独断论。
近代哲学所倡导的理性主义精神以反省思维实现了西方哲学史上的认识论的转向。
后者以将主客、心物等分离为前提。
当近代西方哲学家运用理性去建立其认识论时,必然假定认识就是主体通过理性的不同形式(感知、直观、推理、反思等)去把握与其不同并处于其外的客体。
尽管他们的哲学立场有唯心唯物等不同,对主客体的本性(例如物质性还是精神性)的看法往往有很大差异,但都必须在认识中把主体与客体(心与物)区别(分离)开来。
当把人本身当作认识对象(客体)时,后者与人作为主体也是分离的。
认识中主客体的这种分离是认识得以进行、并取得进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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