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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所讲的三个来源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三个主要的来源。
但也应当看到，主要来源并不是全部来源。
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还有其他许多来源，甚至是相当重要的来源。
马克思在哲学上就继承了古希腊哲学以来西方哲学的全部最优秀的成果。
例如，他早在《博士论文》中就已揭示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学说的深刻意义。
后来他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中对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的优缺点做了精辟的分析，对洛克以来的政治哲学，特别是卢梭关于平等和自由等激进的政治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
应当提到，马克思对梯叶利、基佐、米涅等法国“复辟时期”
（1815—1830）的一批历史学家对英雄史观的批判和对人民群众的作用的强调以及他们的历史决定论和阶级斗争等学说都做了充分的肯定。
此外，马克思还深深受到欧洲古典文艺思潮，特别是法德启蒙思想家和浪漫派作家的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感染。
还应当提到，马克思后期对美洲的关注，对东方社会的深刻研究更表明他的视野远远超越了欧洲的界限。
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应当从更广泛的视野来看待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
我国学者撰写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史论著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特别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都做了相当具体的阐释。
我没有新的具体补充，也不想过多重复大家都讲过的那些话。
下面只拟结合学习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论述，就费尔巴哈哲学作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理论来源的中介作用表示一些想法。
这部分是考虑到我国哲学界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评价似乎还存在一定分歧。
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思想准备来说，他参加青年黑格尔派是一个重要环节。
在此以前，马克思接受过康德和费希特哲学，但当时他尚未明确揭示他们在肯定主体的能动性上的合理性，他们的理论对他也未立即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
青年黑格尔派则在如下两点上当时就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
一是割断了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与宗教神学的联系，由此使理性从天国转向人间；二是强调了作为普遍理性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性，由此体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对能动作用的强调。
这两点对马克思后来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显然起了促进作用。
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作为纯粹精神活动的唯心主义却又是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障碍，而这一障碍在很大程度上为费尔巴哈排除了。
恩格斯指出：“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
他们在这里跟自己的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
[4]这种返回中最突出的人物是费尔巴哈。
恩格斯后来谈道，费尔巴哈“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的根本性的转折期，费尔巴哈对他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
[5]。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青年黑格尔派走向费尔巴哈，可以说是他们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最重要的思想准备。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高度肯定费尔巴哈，直接原因是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抛在一边，“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
[6]。
恩格斯和列宁对此都做过明确的论述，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著也是这样阐释的。
我对此毫无异议。
但我体会到，无论是恩格斯还是列宁，都认为费尔巴哈不只是简单恢复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而是在吸取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在吸取法国唯物主义被德国唯心主义所战胜的教训的基础上而恢复唯物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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