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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与之相适应的19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就会发觉只有做出后一种回答才真正符合他们的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是以资本主义制度行将灭亡、社会主义制度行将胜利作为主要社会历史根据，而这在当时是有充分理由的。
因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确已陷入严重的危机和困境之中。
为了使西方社会继续发展，必须进行社会变更。
对这一点，不仅马克思和恩格斯做过深刻的揭示，许多西方思想家也是承认的。
只是彼此的立场不同，对进行社会变更所制定的方向也必然大不相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神圣使命出发，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作他们关注的核心。
在哲学和思想理论上，他们所关注的是在批判继承以往优秀哲学遗产的基础上建立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并与同时代的一切资产阶级哲学理论（包括各种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严格划清界限，甚至与之针锋相对。
《共产党宣言》和他们当时的其他论著都体现了这种倾向。
这具体表现在：他们无论是对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思潮，还是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以及一切以继承休谟和康德、黑格尔等近代哲学的某些成分结构起来为特征的同时代的哲学，一律采取坚决否定的态度。
正像他们当时并未考虑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否还能对现存社会做出某些有效的改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尚能推动社会进步一样，他们同样没有去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是否还能够对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作出某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造，是否还能够提出某些合理的思想，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的进步还能够做出某种贡献。
出于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预计，这些问题必然不为他们所特别关注，甚至可能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外。
总的说来，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态度，主要是着眼于这些哲学家及其理论与当时工人运动的关系，哲学斗争直接服从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例如，马克思曾多次提到并批判过孔德。
他在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道：“我现在在顺便研究孔德，因为对于这个家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喊得很厉害。
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
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
而且这种腐朽的实证主义是出现在1832年！”
[7]在为总结巴黎公社起义的经验教训而写的《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有一节《工人和孔德》，其中谈道：“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
[8]前一段话批判的主要是孔德企图建立的无所不包的实证主义体系，而这正是孔德哲学中最消极的部分。
在以黑格尔的无所不包的绝对理性主义为顶点的近代体系哲学因与现实严重脱节而陷入不可解救的困境以后，孔德却企图用新的形式建立体系哲学，可以说是哲学上的一种倒退。
马克思的这段话鲜明地体现了他对体系哲学的否定态度。
然而，孔德哲学中所包含的对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批判和反形而上学立场，孔德之要求对社会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及由此成为社会学创始人的作用，却完全没有为马克思所提及，说明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一方面。
至于后一段话，则更明显地表现出马克思完全是从总结巴黎公社起义中孔德理论对工人运动的消极作用的角度来评价孔德的。
这种批判必然是一种否定性的政治批判。
恩格斯把叔本华的哲学归结为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消沉颓废情绪在哲学上的反映，是“迎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
[9]。
后来忠实于恩格斯观点的梅林对这种评价做了较为具体的解释和发挥：“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证据如此可怜，资产阶级在尚有一丝勇气的时候，从来对它讥笑不已。
但当资产阶级在50年代中挨了官僚封建反革命势力一顿痛揍而感到头痛的时候，这种悲观主义对它就非常适合了。”
[10]这里的批判同样只是一种从当时工人运动出发做出的政治批判。
至于叔本华对黑格尔等传统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精神活动中现实具有的非理性方面的揭示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则被完全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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