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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使是后来越来越被公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拓者的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等人的哲学，在它们于19世纪早期提出时，也还未成为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转折点。
因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在当时的哲学发展中尚占统治地位，叔本华等人虽然声称自己的理论体现新的时代的要求，但对此并未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他们的理论当时不仅不为多数人所理解，甚至往往成了被嘲弄的对象。
只有到了19世纪中期，西方哲学的发展才发生转折性的变更，即由近代到现代的变更。
因为只有到这时，作为近代哲学的社会历史基础的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才因其内在矛盾的明显暴露而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和困境之中，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进行变更。
也只有到此时，与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相适应的西方近代哲学作为一种以理性主义为旗号，以主客心物二元分立为出发点，以建立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为目标的哲学思维方式才与现实社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也就是其存在的基础才开始动摇。
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起到作为时代精神的体现的作用，同样必须进行具有时代标志性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哲学那样宏伟的哲学体系随着黑格尔在1831年的逝世即迅速倒塌，甚至成了众矢之的；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的那种公开向传统的理性主义发动攻击的哲学却受到广泛欢迎和赞扬，甚至成了当时哲学发展中的标志性理论。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谈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共同背景时已经做过较多论述。
我们在此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西方哲学的这种变更正是由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到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它标志着近代哲学走向终结、现代哲学开始形成。
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从来都不可能是骤然发生的，新旧哲学之间的更替也从来都不可能是二者之间的全面的决裂。
新哲学的产生往往的确是对旧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但这种批判和超越中必然包含了某种程度的继承。
西方近现代哲学之间的变更也是这样。
近代哲学的终结和现代哲学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后者对前者的简单否定，而毋宁说是后者对前者的一种批判和超越，其中包含着对前者的某些因素的继承。
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孔德等现代西方哲学的早期代表几乎都自觉地批判和否定以黑格尔为最大代表的近代哲学，但他们的哲学理论却又是在近代哲学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因而到处都显露出近代哲学的痕迹。
尽管从哲学思维方式上说，我们应当把现代和近代区分开来，但对具体的西方哲学家来说，他们的理论中现代和近代的内容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
我们只能从他们的理论的基本趋势上把他们看作是现代哲学家，而不能将他们的理论看成纯粹现代的。
因此，从西方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换不是新旧哲学之间发生的突发式的断裂，而是一个相当长的由此及彼的渐进的过程。
在这个转型期中，一些国家哲学的发展中可能出现动**和混乱的状态。
新的哲学形态固然已由朦胧而越来越明显出现，但旧的哲学影响依然存在。
社会上必然存在、事实上也的确仍然存在一些与传统哲学在理论取向上有着密切联系的哲学流派和思潮；即使是新出现的哲学流派和思潮也往往具有不彻底、新旧混杂、折中等特点。
正因为如此，人们完全可以按照不同的思想倾向、甚至不同的着重点而对转型期的哲学做出不同解释，而这些解释都可以找到理论根据。
人们对由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在性质、作用、甚至发生的时间上之所以有不同看法，与转型期哲学的这种复杂性密切相关。
西方现代哲学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形成过程正是这样一个近现代新旧交织而又不断迈向现代的过程。
由于西方各国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条件都有所不同，新旧交织和前进的具体方式和道路必然有所不同，但这个总的趋势大体是一致的。
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各国哲学的新旧交替尚处于酝酿和准备阶段。
按历史年代来说，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近代哲学在英国出现最早，近代哲学在英国受到挑战也最早。
18世纪出现的休谟怀疑论主要是对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独断论的怀疑，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以近代哲学为集中表现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怀疑。
休谟哲学本身当然不是现代哲学，在休谟以后的英国哲学中，也没有很快产生具有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特征的哲学派别。
但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期这段时期内，当以黑格尔为最大代表的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在德国空前得势时，在英国却没有再出现过有重大影响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哲学。
这意味着近代哲学在英国已经衰落，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必将出现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已是依稀可见的趋势。
这一时期的法国哲学发展的情势与此大体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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