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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盛极一时的作为理性主义典范的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的哲学越来越受到怀疑，以至被抛弃，这标志着具有积极作用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已经开始向反面转化。
当时在公众中流行的往往是各种形态的折中主义，甚至唯灵论。
这些哲学本身并未摆脱旧的形而上学，但它们的出现毕竟暴露了后者的堕落和陷入危机。
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哲学变更的年代快要来临。
在德国，早在18世纪下半期，康德的批判哲学已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近代理性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缺陷，他的“哥白尼变更”
在一定意义上就企图为哲学的发展另辟蹊径。
但是他本人并未能摆脱旧的哲学思维方式，以致其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由他出发合乎逻辑地建立了集理性派形而上学大成的哲学体系。
然而，随着黑格尔的逝世（1831）和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传统也很快受到怀疑和否定。
德国所谓有教养的阶层之对哲学失去兴趣而热衷于牟取实际利益，也正是这种怀疑和否定倾向的体现。
总之，这一时期欧洲各国哲学领域明显地处于萧条、冷落和凋零状态。
但是，这种状态并不能笼统地说，就是西方哲学的没落，更不意味着哲学的绝对荒芜，而是转型期往往难以避免的暂时的沉寂。
因为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无论是就其提出和被人接受来说，都需要有人们一段时间的反思和比较。
在这段旧的哲学思维方式已失去影响力、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尚未成熟的时期内，人们对哲学显得冷落或提出一些奇谈怪论，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对研究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变迁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看到：就在这段冷落、动摇和混乱的时期内，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已有一些哲学家在酝酿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了。
尚在19世纪上半期，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在欧洲大陆还占统治地位时，以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为最突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就已向传统的理性主义公开提出挑战。
他们大都接受并发挥了康德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以及限制理论理性为道德自由留下地盘的思想，主张哲学应当超越理性派形而上学的独断倾向，突破以二元分立为出发点的认识论界限，而转向人的本真的存在，由此重新认识宇宙人生的意义。
他们认为，以往哲学（无论是经验派或理性派）从主客（思有、灵肉等）二元分立出发所进行的研究只能及于现象界，而不能达到人和世界的真正存在；为了揭示后者，必须超出二元分立的界限，转向对人及与人相关的事物本身的研究，而这需要越出理性（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的界限，转向非理性的直觉。
他们要求超越理性派思想家对普遍的人性，即人类共同本性以及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颂扬，主张转向强调个人的独特个性、生命、本能。
这也就是要求冲破以往哲学家用普遍的、绝对的理性概念（不管是哲学的、神学的还是科学的）编织的束缚人的独特的生存和个性的罗网，恢复和维护人的本真的存在，发现和发挥人的内在的生命力和创造性。
他们的这些思想为后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一种重要思潮，即所谓“人本主义”
或者说“非理性主义”
思潮。
以法国哲学家孔德、英国哲学家密尔（又译穆勒）和斯宾塞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则着重批判传统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性，强调哲学应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应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他们由此既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派思辨唯心主义，也反对17—18世纪那种企图给出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唯物主义，认为它们都把哲学变成了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经验的思辨形而上学，而后者束缚和限制了科学的发展。
他们由此否定哲学对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探究，否定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意义，认为哲学应以描述经验事实为范围、以取得实际效用为目标。
他们大体上继承了以休谟派经验主义的传统，但不满意休谟的怀疑论，更不满意旧的经验论由于缺乏实证自然科学根据而带有的思辨性。
他们要求建立一种排除思辨形而上学、追求实证（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切性的哲学，由此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
思潮。
由于这些哲学家企图把从自然科学研究中概括出的实证方法绝对化，将其推及社会及道德、宗教等精神生活领域，并由此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实证哲学体系，从而在反对形而上学时又从另一方面构建了形而上学。
总之，尽管19世纪上半期，特别是40年代以前，欧洲哲学领域的状况相当混乱，已经受到强烈冲击的以理性独断和主客心物二分为特征的近代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某些情况下仍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德国尚如此）。
上面所说的两股哲学思潮（它们往往相互交织）尚未引起西方舆论界的充分注意，未成为具有强大影响的哲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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