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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哲学本身的意义在于使哲学摆脱绝对理性的束缚，为面向具有丰富个性，特别是能动性的人开辟了道路。
由于由绝对化的理性转向具有能动性的人是西方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青年黑格尔派的这一转变对于促进德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自然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具有反封建专制意义的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使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激进分子摆脱了关于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立场而转向了将人的存在与自然界的存在结合起来的人本学唯物主义。
尽管费尔巴哈本人由于脱离现实的工人运动而未能使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相结合的新哲学，但他的哲学后来仍然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批判继承黑格尔哲学出发来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建立他们的新哲学的重要理论中介。
理性主义当然是近代德国哲学中的重要传统，但并非唯一的传统。
莱辛、赫尔德、席勒、歌德等德国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在张扬启蒙理性的同时大都又超越了纯粹理性的界限。
康德明确地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区分开来并强调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这为从哲学上超越纯粹理性的局限性而转向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的方面准备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费希特和谢林发展了康德哲学的这种倾向。
谢林后期的哲学就因为在这方面所做的重要发挥而一再被一些具有非理性主义倾向的现代哲学家所称道。
与黑格尔大致同时代的叔本华更是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非理性主义和唯意志主义哲学理论，自觉地将其与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性主义对立起来。
其实，即使是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也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生活内容，后者明显地超越了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的范围。
德国哲学中这种超越纯粹理性范围而转向非理性领域的传统与理性主义的传统是同时存在的，当纯粹理性主义的传统的内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被激化、以致出现危机和困境的时候，这种超越理性主义的传统就会凸显出来。
19世纪中期正是德国哲学中理性主义传统遇到危机和困境的时期，非理性主义传统很自然地被拥向前台。
3.19世纪中后期德国的社会变更导致的哲学变更
如果说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还只是意味着德国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在理论层面上出现动摇的话，那么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则成了19世纪德国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1848年以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向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毕竟越来越有了革命的要求，对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启蒙思潮也抱有幻想。
因此他们在哲学上并未笼统地排斥理性主义传统，对当时德国出现的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甚至还不屑一顾。
黑格尔学派虽然分裂，但并未解体；无论是青年黑格尔派还是老年黑格尔派都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倾向。
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不再有与封建专制制度决裂的勇气，而宁愿与其妥协，在其庇护下求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甚至与之相勾结来共同对付当时已成长为独立的阶级力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在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内，他们对启蒙理性已完全失去信任。
他们最为关注的不是建立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而是尽可能获取更多的现实的经济利益。
古典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由之失去社会基础，黑格尔学派此时不只是分裂，而且是进一步解体。
从各种不同角度对黑格尔及古典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之风由之兴起，原来受到嘲弄的叔本华等人的唯意志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倒是突然受到欢迎。
由于体现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家归根到底必然站在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地位，因此他们对黑格尔和其他西方古典哲学的批判不仅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批判迥然相异，而且往往根本对立。
尽管他们的这些批判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西方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这个历史大趋势，但这种适应必然同时存在着对这种历史趋势的扭曲，有时甚至是严重的扭曲。
因此1848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德国哲学总的说来处于不景气、甚至混乱的状态之下。
恩格斯说过：“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但是，思辨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国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
[1]恩格斯的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德国哲学中原有理性主义传统的失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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