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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19世纪后期德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哲学发展的影响时，还必须提及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有关生命的科学的兴起对哲学变更的促进。
生命哲学思潮当时在德国的出现和发展正是这种影响的集中表现。
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哲学中，对实体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传统形而上学采取批判态度已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潮流，但也仍然有一些哲学家试图以新的形式（特别是轻实体、重过程的形式）重新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其中包括接近唯物主义的实在论体系，但更多的是唯心主义的体系。
洛采的目的论和人格主义的唯心主义，新康德主义（特别是其历史文化学派）以及对20世纪哲学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生命哲学思潮都表现出了这种倾向。
不过他们的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有重要区别。
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大都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绝对理性主义，与当时出现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往往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总的说来，1871年以后的较长一段时期是德国资本主义获得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19世纪中期以来德国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获得迅速发展的一段时期。
当时出现的众多哲学派别尽管存在种种片面性，但毕竟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种前进的运动。
5.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德国哲学变更的评价
如何评价19世纪中期以后的德国哲学？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这一时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时期。
由这一变革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革命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的精神武器。
这种斗争的需要使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同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必然采取针锋相对的批判态度。
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对这些哲学流派，特别是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朗格等人的新康德主义以及毕希纳等人的庸俗唯物主义，大都做了否定性的评价。
但是，19世纪下半期西方各国，特别是德国资本主义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所获得的飞速发展，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不仅察觉到、而且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他们为此还明确指出应当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标的同时在某些方面改变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
这当然意味着对于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也应重新进行评价。
事实上恩格斯晚年就已指出了当时资本主义在道德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步。
他说：“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2]道德与哲学密切相关，道德领域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哲学上的进步。
只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的工作未来得及展开。
[3]在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之间的各种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对如何评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流派，包括19世纪中期以来的德国哲学流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未能进行充分和深入讨论，简单否定的倾向往往居于主导地位。
虽然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尝试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重新评价，但他们的工作在占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并未引起重视，甚至受到批判。
只有随着“冷战”
的结束，特别是“左”
的思潮得到克服，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才重新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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