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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又使他们的理论中融入了某些现代哲学的因素。
3.形而上学的复兴与新康德主义思潮的兴起
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哲学中，与非理性主义和科学哲学或实证主义思潮相关的流派占有突出地位。
它们大都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特征，特别是大都具有反对近代哲学中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的倾向。
但是，从形而上学作为对世界的整体的探究，或者说作为世界观意义的哲学来说，任何哲学思潮和流派归根到底都难以超越形而上学。
上述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各种流派虽然超越了绝对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但往往倒向意志主义等其他形式的形而上学。
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关的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流派在竭力批判绝对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时却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接近休谟的经验主义式或康德的先验主义式的形而上学。
新康德主义中的先验逻辑学派、马赫主义和各种名目的实在主义派别大体上就是这样。
事实上，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哲学中，那些反形而上学的潮流中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倾向。
不过，这种形而上学大都不强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具有始源性意义的存在的实体性，或者说往往表现为非实体性的形而上学。
除了归根到底都保留着作为世界观的形而上学的上述类型的哲学派别外，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一直都有一些公开要求恢复和重建形而上学的哲学家。
他们与上面两种思潮既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又大都与绝对理性主义、宗教唯心主义等传统形而上学保持某种联系。
他们不是简单地要求复活传统形而上学，而往往试图对传统形而上学做出某些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与当代哲学发展的总的趋势相适应的改造。
例如，将他们所构建的形而上学与当代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例如，数学和物理领域或者生命科学领域）联系起来，在肯定这些科学部门的成就的同时，通过对它们做出某种特殊的反思和解释，使它们能与他们构建的形而上学相适应，作为对这种形而上学的论证，甚至利用这些科学来形成其形而上学理论。
因此，要求恢复形而上学的思潮与利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来改造或维护形而上学的思潮往往是相互交织的，而这正体现了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转型的性质。
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公开要求恢复或重建形而上学的哲学派别中，以恢复康德的唯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新康德主义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这在中外哲学界几乎为人所共知。
与早期新康德主义大致同时，并与新康德主义有一定联系的洛采哲学可谓是这一时期德国哲学中要求恢复形而上学倾向的典型形态。
洛采不同意尼采等人对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理性派哲学的彻底摧毁，而企图将德国哲学中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传统与反对这一传统的赫尔巴特和费希纳等人的哲学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机械论的自然观和目的论的宗教观统一的人格主义一元论体系。
这个体系的突出特点正在其调和折中近现代哲学的不同倾向，对往后德国和英美哲学都有较大影响。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生命哲学思潮在德法等国盛行。
这种思潮与当时西方各国与生命相关的科学（继生物学之后，当时生理学和心理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有密切联系，但它们并未由此构建出一种科学哲学，而是利用有关生命的科学当时远不够成熟，特别是它们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别，来构建一种既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又超出数理等自然科学的界限的形而上学。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57—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的理论从政治上做否定评价，我在《也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中做了具体详细的阐述。
载《学术月刊》，2002（8）；《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6）。
[4]［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310—3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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