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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耶勒密·边沁（1748—1832）为最大代表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思潮是休谟以后英国哲学中一种最主要的思潮。
从哲学思维方式上来说，这一思潮最突出的特点也正在于它继承了休谟后期对政治、经济、道德等现实问题的关注，进一步把它们当作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整个休谟哲学中，关于人的自然本性以及认识的范围和界限等认识论问题还处于中心地位，他后期对政治、经济、道德等现实问题的关注也还停留于学理层面。
然而，在边沁那里，认识论问题就处于次要地位了，他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建树，而他对上述现实问题所关注的也不是有关它们的一般理论，而是从改革的观点出发对被大家接受的道德观念以及法律和政治制度提供判断的标准，也就是如何推动这些领域的变更。
著名的英国哲学史家考普尔斯顿（Frederick）说：“也许我们可以援引马克思的著名论断，说休谟所关心的主要是认识世界，而边沁所关心的主要是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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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哲学家之把哲学由抽象思辨领域移入现实生活和实践领域，与他们对功利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推动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差异。
如果说前者对西方哲学实现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起了先驱的作用，后者主要是适应和维护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动**年代的利益，具有明显的阶级辩护性。
这里最大的历史背景是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
这一革命在英国也引起了程度不同的革命浪潮。
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以主张进行法律等的现实改革作为激进思潮出现的。
但他既不要求改变保守的英国宪法，也不要求实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制。
他所关心的是立法者和统治者如何去寻求共同的善，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所要求的稳定和秩序。
由于他的主张得不到统治者的支持，他指责他们自私，甚至由此主张在实行其他变更以前先要实行政治变更。
在保守派面前他的主张显得激进。
然而，边沁所有的改革和变更的核心都基于他对功利、或者说效用的肯定。
而这种肯定正是对当时资产阶级在1688年妥协的政治革命后的阶级利益的肯定，因为最大限度地获得自己的功利正是他们所最需要的。
功利主义并非边沁独创。
“功利”
（效用、功效）一词源于拉丁文utilitas。
休谟在《道德原理研究》中就曾宣称“公共的功利是正义的唯一来源”
。
18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这方面也有过类似的论证。
边沁接受和发挥了前辈思想家的这些观念，他把功利等同于效用，而效用应是带来快乐和防止痛苦的事物。
功利原则就是求乐避苦的规则，运用功利原则可以科学地在道德上确定什么是正当的。
边沁将其作为一条行为的基本准则，扩大运用于政治、法律、伦理等几乎一切社会领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被当作功利主义的创始人。
如果说休谟强调的还是公共功利，边沁强调的则是个人功利。
他认为只有对个人的效用，或者说个人利益的满足才是一切效用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
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在边沁哲学中是高度统一的。
边沁也使用在英国哲学中已为霍奇森（FrancisHut，1694—1747）等人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是行为的最好的准则这种提法，但他认为为了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首先必须保证每一个人的利益。
政府、社会都应当首先保护个人利益。
正因为如此，边沁主张自由竞争，反对近代思想家、特别是启蒙思想家中盛行的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边沁的这些观点后来受到杜威等许多企图超越旧式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哲学家的尖锐批判，但也为一些所谓新自由主义者所利用。
边沁开创的功利主义在英国发展成了一场广泛的运动，经济学家李嘉图、人口论者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1766—1834）、实证主义哲学家詹姆士·密尔和约翰·密尔父子以及斯宾塞等人大体上都可以归入这一思潮。
到19世纪下半期，英国伦理学家西季威克（HenrySidgwick，1838—1900）对这一思潮做了全面的发挥。
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各有特点，但他们大体上都是把实证主义当作其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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