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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北美哲学中也存在近代哲学与前近代哲学的冲突，但由于前近代哲学在此没有产生过强大影响，无法与日益强大的近代哲学思潮相抗衡。
因此，以近代哲学来反对前近代哲学不可能成为当时美国哲学冲突中的主要内容。
从整体上说，欧洲国家那种具有冲突性甚至对抗性的由前近代到近代的转型过程，在美国毋宁说表现为近代哲学与美国现实相结合的成长过程，而这是一个相对平和的过程。
在美国哲学中当然也存在近代和前近代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大都能通过使前近代哲学实现某种程度近代化的改造来克服，一般不会导致激烈对抗。
当时美国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怎样使从欧洲输入的近代哲学能更好地适应北美的现实环境，符合美国社会各方面发展的需要。
这样近代哲学在美国的成长过程就必然具有一些不同于欧洲哲学近代转型的特色。
我们在上面论述美国哲学发展的特殊性时已经谈及。
这里再从近代转型的角度做些说明。
第一，欧洲哲学的近代转型与以理性反对盲目的宗教信仰、使哲学从作为神学的附庸下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的斗争密切相关。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运动都表现出了这种特征。
对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具有标志意义的笛卡尔哲学尽管不敢触动上帝的权威，但笛卡尔在谈论认识论问题时完全撇开了上帝，而只诉诸人本身固有的理性能力。
与此不同，美国哲学以清教等宗教文化为开端，18世纪才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后来也一直与宗教保持着某种联系。
因此，在美国近代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与其说是其桎梏，不如说是其助产士。
在此自然难以出现作为哲学的重要基础的科学和理性与宗教直接相对峙的情况，而毋宁说二者在一定范围内能相互融合。
一般说来，宗教在此具有很大世俗性，容许发展科学和理性。
这是因为在美国流行的宗教基本上是在欧洲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出现的宗教。
它所倡导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尽管仍然存在很大的保守性，但毕竟大都能符合新兴资产阶级建立和发展其世俗生活的要求。
这种宗教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适应，特别是为后者提供了必要的道德基础。
这当然不是说在美国近代哲学中没有反对宗教的斗争。
事实上，以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1706—1790）、杰弗逊（ThomasJefferson，1743—1826）和潘恩（ThomasPaine，1737—1809）等为代表的美国启蒙思想家正像欧洲启蒙思想家一样把反对宗教当作他们的思想理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他们也往往是在自然神论等宗教形式下来反对那些不适应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传统宗教的影响，而不是笼统地排斥宗教。
其中潘恩最有代表性，他在反传统宗教方面也显得更是坚决。
他的名著《理性的时代》（TheAgeofReason）的主旨就是从自然神论的立场来反对传统宗教，被西方学界认为是“自然神论的宣言”
。
潘恩认为“在政治制度的革命以后会跟着来一个宗教制度的革命”
[1]。
他写这部书的主要目的正是推动美法英等国的宗教变革。
在传统的宗教意识的影响还很强烈、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还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年代，潘恩为宗教制度革命所定的目标只能是批判扼杀人性、人权并与封建专制主义相勾结的传统的宗教，建立一种不干预社会生活和人的行动、尊重人的理性的新宗教。
自然神论在欧洲早已为牛顿等人所提出，自然神论承认上帝存在，但不是传统宗教中的上帝，而是作为宇宙的第一因的上帝。
潘恩认为“人可以和上帝的名称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的观念，就是关于第一原因的观念，即一切事物的原因”
[2]。
认识这种上帝不是依靠圣经和教会的信条，而是依靠人的理性。
“人唯有依靠运用理性，才能发现上帝。
离开了理性，他将什么东西也不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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