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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恩由此对各种教会所传播的传统宗教，特别是以圣经为根据的基督教做了猛烈的攻击，宣布“我不相信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基督教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宣布的信条。
我自己的头脑就是我自己的教会”
[4]。
潘恩的这种自然神论立场当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彻底性，但它适应了美国的根深蒂固的宗教环境，在保持宗教的形式的前提下对传统宗教进行了很大改造，使它能适应美国当时的科学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其实，不仅潘恩等启蒙思想家如此，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其他哲学流派大都也有这种倾向。
如果说新教伦理促进了欧洲哲学的近代转型，那么在自然神论等形式下对传统宗教的改造则适应了美国哲学的近代转型。
第二，正像我们上面曾提到的，欧洲哲学的近代转型意味着哲学的基础由凌驾于人和宇宙万物之上的上帝转向作为独立主体的人及其世界、由上帝的启示和盲目信仰转向人所固有的理性。
哲学的基本问题由此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等的关系问题。
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们都企图从反对和取代中世纪的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出发建构出包括关于宇宙人生以及认识和方法等在内的无所不包的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以适应被当作理性社会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
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欧洲近代哲学中有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等不同哲学思潮和流派。
他们对主客、心物关系的解释各不相同，有时甚至直接相反，但他们都企图建构这样的理论体系。
因此近代欧洲哲学表现为一种体系哲学。
由于各种哲学体系都企图穷究世界的基础和万物的本质，因此这时的体系哲学又表现为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
这种情况对美国近代哲学也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美国哲学开始从清教神学中分离出来的时候起，就企图建构这样的体系。
被认为是北美最早的哲学家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1696—1772）和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Edwards，1703—1758）就是这样。
例如，爱德华兹企图把清教教义与柏拉图主义、信仰与理性、宗教与科学融合在一起，由此建构出了一个在北美殖民地时期最为庞大的神学—哲学体系。
后来的美国哲学家同样如此。
但是，与欧洲相比，由于美国哲学缺乏欧洲哲学那种深厚的历史底蕴，特别是由于美国哲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像欧洲哲学那样首先反对和取代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那种形而上学体系，而是促进解决推翻殖民统治、在空地上建设资本主义新社会的任务。
美国哲学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纯粹的理论思辨。
尽管哲学家们受欧洲近代哲学的影响也企图建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他们任何这样的构建都受到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的制约。
正因为如此，在近代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那些思想家，特别是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富兰克林、杰弗逊和潘恩等启蒙思想家都未能像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等欧洲哲学家那样建立严密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
例如，富兰克林的启蒙思想具体贯彻在他的社会政治和科学活动中。
由于忙于这些方面的活动，他没有像传统哲学家那样写出系统的哲学论著，只有大量论文和书信。
除了早期少数几篇具有较为专门的哲学意义外，其余大都属于较为通俗的时评和政论。
因此，人们主要只能从他的这些具体的活动和通俗的论说中去把握他的哲学的基本倾向。
就理论层面来说，富兰克林的启蒙思想主要在于他赞同和发挥了欧洲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并使之适应美国的清教思想的传统。
这特别表现在他利用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自然神论的思想来改造传统宗教，强调信仰自由；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来强调理性的权威，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将当时美国流行的清教道德观念世俗化，使之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德观的结合。
美国哲学家维因认为富兰克林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
他的双脚立于传统宗教和道德的土地上，双手在处理时下的公众问题，而头脑却面对着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使命。
[5]
杰弗逊的情况更是如此。
作为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的主要执笔人、美国独立后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家之一（先后担任国务卿和两任总统），社会政治活动占有了他大部分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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