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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恩格斯和列宁与马克思存在这种差别（而且应当说这是明显的差别）呢？为什么恩格斯和列宁把自己的论述主要着眼于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呢？这是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从各方面认真研究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这并不由于他们在根本哲学观点上与马克思有原则性的区别，而只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他们在哲学理论上关注的问题与马克思有所不同，阐释的方面和方式上与马克思也存在差异。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们写这些论著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受到了工人运动内外的唯心主义思潮的攻击，而这些唯心主义思潮中有的流派（例如，尼采哲学和各种类型的生命哲学以及在工人运动中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还具有强调生活和实践的特征。
因此，不是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强调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成了维护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项最为迫切的任务。
对于这种情况，只要分析一下他们写这些著作的背景就可看出。
例如，1878年问世的《反杜林论》的主旨就是批判当时在工人运动中已产生很大危害的杜林的学说。
恩格斯在批判中比较连贯地阐释了他和马克思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而且全书都得到了马克思的赞同，然而批判杜林的体系的需要使恩格斯在许多地方“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
。
杜林的体系在哲学领域内是陈旧的唯心主义的翻版，恩格斯的阐释的重点必然是维护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
至于恩格斯的《终结》的宗旨，正如他在“1888年单行本序言”
中所指出的，是为了对他和马克思怎样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而又超越他们做出简要的说明。
重点自然也是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
列宁的《唯批》也是一部论战性著作，其背景是俄国的修正主义者对马赫主义做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并企图用它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
批判唯心主义、捍卫唯物主义不仅是当时理论斗争的需要，也是挽救革命的政治斗争的需要。
由此可见，恩格斯和列宁在一些论著中之所以着重于阐释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未着重进一步探讨作为确立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前提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根本哲学立场与马克思有原则性的分歧，而主要是由于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内部的斗争的形势要求他们首先要让人们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般界限。
其实，马克思本人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著中重点也在维护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
其论述风格与《提纲》等较早期的论著也有所不同。
这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生了阿尔都塞等人所说的那种断裂，而是由于批判唯心主义和捍卫唯物主义的需要使他的论述的重点有所不同。
关于这种情况，恩格斯本人做过非常明确的说明。
这从他晚年在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等人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出。
他在这些信件中指出，他和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正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理论）之时，正值黑格尔派解体、唯心主义盛行之际。
为了批判唯心主义，在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中，他们更多地强调了物质对精神、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关于精神对物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则阐述得不够。
例如，恩格斯谈道，他和马克思在反对自己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
[9]。
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正是他们由于反对唯心主义的需要而不得不较多强调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对其他方面不能不有所忽视，并认为一些青年人有时过分看重物质和经济方面，部分地应由他和马克思当时的这种做法负责。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时期对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他们停留于一般唯物主义原则的水平。
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他们的整个哲学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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