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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的研究从基本倾向、范围、重点、目标等方面说，往往各不相同。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一般性研究的人当然还有，但多数人宁愿去研究当代社会的一些具体问题，例如政治、伦理、宗教、种族、女权、生态方面的问题。
所谓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等就是由此出现的。
在本来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停滞、甚至终结的情况下，如何突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积极开展对各种类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外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加复杂。
这些学者的哲学和政治立场各不相同，他们与各种西方哲学流派有着不同的联系，特别是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各有特定的目的。
因此不仅难以用正统马克思主义作为标准来衡量他们，也难以用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标准来衡量他们；而应当从他们本来的哲学背景出发，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研究来对他们做具体评价。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避免两种极端倾向。
一种是：仅仅根据他们说过一些赞成、甚至褒扬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的话、特别是赞成马克思本人在特定条件下所说的某些话，就把他们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
因为他们很可能是由于这些理论和话语符合他们本来的理论的要求而表示赞成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
他们所真正维护的实际上仍是他们自己的理论，而不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例如，著名的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说过不少褒扬马克思的话，有些话语听来甚至使人感动，但他之所以肯定马克思，是因为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可以用来论证解构主义。
如果我们过分相信他那些赞扬马克思的话，我们就可能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意图下落入解构主义的陷阱，至少有这种危险。
另一种是：仅仅由于某些西方哲学家说过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而简单地将其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因为有的西方哲学家所反对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他们自己或其他人扭曲过的理论（例如，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经济决定论、消极反映论、二元论、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论），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起而维护这些理论，那我们就是站在扭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一方了。
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各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同路线。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仍然有效，但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确受到了种种冲击。
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关于现代文明的冲突、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关于信息技术和网络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议论虽然都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但也往往包含了某些真理。
这些都要求我们突破某些过时的思维框架，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态度对新的情况进行具体研究。
正是由于各国的发展条件不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有着不同的发展路线。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我们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又要放眼世界，关心各国社会的发展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既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又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发展，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这种研究包含了许多方面。
例如，除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外，还包括众多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研究。
他们从各自立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非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有时还包含着可资借鉴的见解。
即使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明显存在扭曲的理论也可通过批判来作为防止扭曲的材料。
[1]［美］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2—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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