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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
如果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源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后期新三民主义更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那么他逝世后打着他的旗号的所谓戴季陶主义以及用蒋介石本人名义提出的力行哲学则是重新把某些西方思想（特别是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中，这意味着“五四”
以前就已遭到维新派批判的中体西用论借尸还魂。
当然，这一时期仍有不少学者力图撇开政治偏见、潜心研究西方哲学或做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一些学者甚至还提出了某种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哲学体系（例如，冯友兰的“新理学”
、贺麟的“新心学”
等）。
尽管他们大都并无反动的政治意图，有的人在政治上甚至还有某种进步的表现，但他们终究无法摆脱当时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制约。
他们的工作如果无益于国民党的统治，往往得不到支持。
一些早年在国外研究时成绩卓著的学者回国后因不能适应国民党政府的需要，就得不到应得的支持，因而无法做出他们本来可以做出的成就。
因此，在“五四”
以后近三十年内，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虽并非空白，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屈指可数。
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20世纪30年代前后一段时期是学者们可以安心治学的平静时期，这似乎是不确实的。
当时国民党当局支持的学术研究如果不是用来直接对抗、至少也是用来冲淡马克思主义。
对于“五四”
以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形势的剧变，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断裂或“五四”
启蒙的夭折，有的人还提出了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
这些说法虽也可找到某些根据，但似无充足理由。
如果把“五四”
启蒙简单地理解为对民主和科学精神以及个性解放的倡导，那“五四”
以后这种声音的确有所减弱，而与之相反的声音有时会重新刺人耳目。
然而任何关于民主和科学等的启蒙理论都只能初步唤起民众的觉醒，要达到其目标，不仅需要进一步研究各种现实条件，更需要有现实行动。
西方各国从出现启蒙思潮到实现资产阶级革命都经历了一个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五四”
启蒙思潮是从西方传入的，它们不仅必然与中国的传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体系发生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要真正产生实际影响还必须使自己适应中国的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这些都必然是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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