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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变故（包括某些方面的倒退）正是这种曲折和反复的表现。
“五四”
时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要在此实现民主和科学以及个性解放等启蒙目标，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
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中国国土时，由中国共产党所发动和领导的救亡运动就不仅成了这种革命的前提，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没有压倒启蒙，反而是启蒙的继续和发展。
由于“五四”
以后国内政治斗争的基本形态由军阀混战转向国共对抗，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论争也不再像“五四”
时期那样多元并立，而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论争。
“五四”
时期，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彼此既争论激烈，又具有倡导民主和科学的共性；“五四”
以后特别是国共合作破裂以后，这些哲学思潮原来具有的上述共性越来越被忽视，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共性却因某些人的强调而变得越来越突出。
同一种尼采哲学，“五四”
时期的思想家利用来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旧传统（鲁迅当时之推崇尼采反传统和倡导解放个性是人所共知的。
有的人因为受到把尼采哲学看作是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反动哲学的偏见的影响，觉得鲁迅推崇尼采难以解释，于是便认为鲁迅当时误解了尼采。
其实鲁迅恰恰是相当准确地理解了尼采哲学的真谛）；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人却用之来论证蒋介石独裁统治（尼采哲学中的某些词句的确可以如此利用，德意法西斯主义曾就为此推崇尼采。
然而这些倒并非尼采思想的真谛所在）。
当时在国统区所进行的各种哲学论战大都带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总之，“五四”
时代和“五四”
以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研究状况，特别是其价值取向表现得很是不同。
这不是由于西方哲学本身的内容和价值变了，而是由于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剧变使它们在中国的地位和意义变了，人们对它们的评价特别是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认识变了。
这种状况的出现正是表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一直受到现实的政治斗争形势的制约。
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存在政治对抗的条件下归根结底要受到这种对抗的制约，因此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出现上述变化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然而哲学毕竟具有相对独立性，简单地、笼统地将它们纳入政治斗争的框架也会造成对它们的扭曲。
只有既做到结合中国的现实背景、特别是政治斗争的背景来研究西方哲学，又不使这种结合简单化和绝对化，不偏离西方哲学的实际所是，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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