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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在对待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现代哲学的态度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力图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但在具体运作上时有偏离。
他们走的是一条前进却又曲折的道路。
主要问题就在于“左”
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妨碍了人们对西方哲学的全面认识。
使西方哲学研究服从自己的政治目标这本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突出的优点；然而简单地把政治标准当作评价西方哲学的标准使他们难于对这些哲学的实际所是做出深入具体的研究，不会区分其中的消极方面和可能具有的积极方面，对前者可能不否定，对后者倒反而否定，这就成了他们的突出的缺点了。
其消极后果之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以其为指导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当代世界的发展脱节，而这势必不利于它们的丰富和发展。
“左”
的路线之所以长期在我国占支配地位，改革开放政策之未能更早实行以及在实行中遇到的种种障碍，原因当然很多，哲学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这种封闭状况未尝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关于这一时期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如何适应着我国社会的变更而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上面已做过说明。
这里再就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怎样更好地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环境等问题提出三点看法。
第一，正确认识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现实环境。
“五四”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这门学科的研究能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思想文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甚至其本身能否顺利开展，都取决于它们能否适应中国的国情，或者说现实环境。
当代中国的国情的核心就是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地指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十七大的这个主题所针对的正是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胡锦涛同志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因此，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使这种研究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实质上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服务。
第二，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
为了做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发展着的学说有较为准确的理解。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可以说已是哲学界多数人的共识，但究竟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一直存在较大分歧。
关键问题在于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内涵的理解不同。
有些人的理解仍然局限于按照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框架，没有充分认识到只有肯定社会实践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决定作用，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不断发展着的学说。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往往被他们仅仅归结为揭示现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现当代社会现实生活和实践中的发展以及二者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关系，则往往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外。
例如，他们往往仅仅从认识论的环节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学说，而没有看到这一学说的存在论意义。
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各以某种片面和扭曲的方式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则往往被他们仅仅归结为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而简单否定。
这样他们当然既无法揭示现代西方哲学这方面的学说的积极方面，更无法全面理解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学说的革命意义以及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超越。
看不到社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决定作用、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发展着的理论，势必混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界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论著中就已非常明确地指出，他的唯物主义不是离开人的活动的抽象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他把这种唯物主义当作唯灵主义），而是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前提的唯物主义。
对此哲学界有过广泛的讨论，我自己也多次发表过文章。
这里要补充提及的只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把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放在第一位。
其实，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它在各个阶段的发展看，社会实践（或者说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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