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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分寸，最为要紧之处就是，如果某一方面的行为能够在某种意义上量化的话，那么，这个适当的量值就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如果只从一种因素去看，那就必然会趋于一个极端，或“过”
或“不及”
，而若能够综合地考虑各种因素，便能够把握最为适当的量值，即在某种情况下最为恰当、最为理想的行为分寸。
能够将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把握住其中恰如其分的“中道”
，便是合于正确的逻各斯。
而对于各种情况下具体问题的把握，即实践智慧的正确形成，正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极力强调的。
至于形成实践智慧的具体方法，则在其《矛盾论》中作了十分详尽的分析。
[29]这些分析中，中国古代实践哲学的种种关于实践智慧之构成的洞见，无疑对之产生了十分有利的影响。
然而，无论是以亚里士多德为典范的西方古代实践哲学，还是中国古代的实践哲学，都没有遇到科学的挑战，也都无须面对科学对于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性影响。
但这一切却是现代实践哲学必须面对的。
这是说，在现代社会，一种正确的实践智慧的形成，不能不考虑到科学理论的作用。
如果说在古代实践智慧的形成还只是在经验层面进行的话，那么，在现代，却必须将理论层面包含进来，即必须在经验和理论两个层面进行。
科学是对于事物本质的认识，科学的巨大成功表明了它是关于世界的真理性认识。
因而，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活动也就是不可避免之事。
但任何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是抽象的普遍性定理，若要将之应用于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中，就必须将之具体化，使之适用于具体的情况。
如果说科学理论是一种理论智慧的话，那么在将其应用于实践之时，就必须将之转变为实践智慧。
这种转化不可能完全在理论层面进行，而是必须考虑到经验层面的种种因素，即不可避免地要将科学理论与经验知识放置在一起加以考量，以一种实践辩证法去构成实践智慧。
就如何整合现代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以构成有效的实践智慧而言，《实践论》并未深入涉及。
这并非是作者的疏忽，而是为作者所面临的实践境况或实际问题所决定的。
《实践论》的创作正值革命战争年代，作者所要解决的首要实际问题是如何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而战争，大概是最难以按照近代科学的精确方式去描述的。
那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活动领域，需要的是十分灵活的实践智慧，而不是精确量化的科学理论。
而古代实践哲学关于实践智慧的经验性层面把握方式，正好适应于这种情况。
但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应用，完全依照经验的方式去从事实践，已不再可能。
既然科学理论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人们在构成指导实践的实践智慧之时，就再也不能只凭经验行事了，而是必须考虑到科学理论的作用，必须将科学理论整合到实践智慧的构成中去。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在战争年代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却造成了种种失误，这一巨大反差，从一定意义上说，恐怕与对科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作用的估计不足是有关联的。
但将科学理论整合到实践智慧中去，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将自然科学理论转化为可在生产中实际运用的技术[30]，已属不易，许多科学理论面世后长时间内人们不知其实际用途，而只能以纯理论的方式存在便是例证；而要在社会生活中将各种社会理论与实际经验相整合以构成关于社会生活的实践智慧，那就更是极其困难了。
但无论如何，将科学理论整合为实践智慧毕竟是现代社会实践顺利进行所必要的环节。
因此，从哲学层面上探讨在科学时代如何构成实践智慧，便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思想任务。
而这同时也是我们沿着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理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实践论》所倡导的实践智慧构成方式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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