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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智慧”
。
3.实践智慧与科学理论
毛泽东的《实践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方面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实践，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但另一方面，同时也是将作为一种源自西方哲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引入中国传统哲学之中，使二者互相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哲学。
前面曾指出，西方哲学的主导理路是理论哲学，实践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虽然有过重大发展，但终归未成主流，而直到马克思才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性变革，开创了现代实践哲学；而与西方哲学传统相反，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导理路则是实践哲学。
如前所述，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不同，许多中外研究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的探讨。
一般而言，这种不同，被从根本上归结为思维方式的不同。
有人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归结为一种“关联性思维”
[23]，有人则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不定的或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构成了哲学内容”
[24]，还有人认为中国人思维的特征是“直觉法”
[25]、“实用理性”
[26]，或“象思维”
[27]。
以上诸说都可以说从某一方面揭示出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而这一特质，与西方传统哲学之建立在主客分立之基础上的理论哲学之思维方式显然是截然对立的。
这种思维方式的截然对立，指明了建基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之上的中国传统哲学，正是一种实践哲学，而决非理论哲学。
这就意味着从思维方式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既然同为实践哲学这一进路，则其间便必定存在着一种亲和性，而这种亲和性无疑是有助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与理解的。
事实上，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时并未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著作，但其能相当准确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真精神，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中国传统哲学之滋养。
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上的亲和性，使毛泽东比较容易地理解了马克思。
而由于缺少这种哲学传统上的亲和性，则使得普列汉诺夫等人尽管饱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却未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甚至还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解读为了一种作为理论哲学的实体性哲学。
但是，说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同属实践哲学理路，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的完全一致，而只是说二者之间具有一种思维方式上的亲和性。
这是因为，不仅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分属两种十分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且即便是同属实践哲学理路，亦由于一为古代实践哲学，一为现代实践哲学，而大异其趣。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现代实践哲学，它是在对于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批判性超越中形成的，是对于作为理论哲学之极致的主体性哲学的否定，而中国传统哲学中却从未发展起一种理论哲学资源，更未曾发展出一种匹配于近代市场经济社会的主体性哲学，因而其作为一种实践哲学便只是一种直接的原初形态。
就此而言，中国传统哲学对于毛泽东之接近马克思哲学真精神来说，就一方面是一种捷径，而另一方面则可能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这里主要涉及现代实践哲学与古代实践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而这当中，是否需要处理近代科学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产及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应用，是一个关键的区别之处。
众所周知，作为理论活动之典范的科学是在近代才发展起来的，而在古代，则并未获得发展。
这样，在古代社会，指导实践活动的实践智慧便一般地是经验性的，而未有科学理论介入其中。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实践智慧，主要的是在经验性层面形成的。
笔者在别处曾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实践智慧是一种能够将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把握住其中恰如其分的‘中道’，合于正确的逻各斯的品质和能力”
[28]。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人们对于实践智慧的理解，大致上也是这样的。
这里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各种特殊的情况下，把握住行动的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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