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畅想小说网】地址：http://www.cxtra.net
在第一章中我们也提到过，即便深刻如卢卡奇，甚至黑格尔，也无法通过辩证进展来解决这一难题。
他们劳心费神所构造起来的庞大体系，并未解决问题，最终还是陷入了一种隐性的历史决定论之中，从而也就使得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成为不可理解的。
毛泽东思想中的这一核心的观念，并未在其专门的哲学著作中明确地表述出来，而是如葛兰西所言，只是在其政治论著当中有所表现。
而在其专门的哲学著作中，为了严守理论逻辑上的一义性，却只能表述一种单一视角的东西。
理论的单一视角自然只是一种抽象，无法表达出双重视角的视界来。
当然，正如前面所指出过的那样，毛泽东在非严格理论论述的场合，如在对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批注中，也有通过对于教科书某些观点的批评而表露出自己观点的例子。
但不管怎样，只是在其政治军事著作中，毛泽东的核心哲学观念才得到了明确的表达。
这说明，葛兰西果然目光如炬，能洞穿理论与实践的奥秘。
这样的慧眼大概也只有他这样的集政治领袖与哲学家于一身的人才会具有。
当然，如果毛泽东思想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前提性的本体论结构，那人们就有理由对此进行评判。
换言之，如果将这一结构与毛泽东一生的成功与所犯错误联系起来，则人们便有理由从这一结构中找到某种说明何以会成功，又何以会犯错误的思想方法根据。
循此思路去考虑，或许，问题的答案就在这一二元性结构的不确定性上面。
这种不确定性是指在自觉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我们并不能找到一个清楚的界限，也不能清晰地描述出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确定的结构关系，而只能有一般性的构想。
这种不确定性当然是为现实实践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多变性所决定的。
既然实践自身是如此复杂多变，如何又能够要求思想的不变呢？这正是实践智慧的特征。
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给了实践者以极大的自主性去重构其实践境况，并给了实践者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决断的极大空间，从而极易导致偏离，即偏向自觉能动性一面，而罔顾客观规律性的制约。
当然，克服或至少防范这种偏离的方式也只能在这一结构中探寻。
这种解决之道，倒也简单，那就是不可罔顾客观规律之限制。
具体说来，就是用以科学理论为典范的理论智慧来制约实践智慧。
当然，这又不可以理论智慧代替实践智慧而导向教条主义。
显然，如何处理这两种智慧之间的关系，仍然不会有一个确定的原理，而只能还是一种不甚确定的实践智慧。
[1]关于苏联的评价，王若水写道：“苏联方面的反应是热烈的。
《真理报》全文译载，还配合发表了一篇社论。
此外，还有一些著名哲学家发表评论。”
（《毛泽东时代的两桩哲学公案》，载《炎黄春秋》，1999（11））法国人米歇尔·卢瓦亦写道：“苏联人认为这篇论文‘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而另一些人则断言，这篇论文‘补充’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
评论家们指出，这两个说法，苏联的报刊只用于列宁和斯大林所作的贡献。”
（［法］米歇尔·卢瓦：《〈实践论〉法文版前言》，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20—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西方学界的评价，除卢瓦在前述文章中的高度赞扬外，康福斯、威尔逊、麦克莱伦、莱文等都对《实践论》有过高度评价（见［英］康福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1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英］威尔逊：《毛泽东》，19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23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美］莱文：《辩证法内部的对话》，415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2]本项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阐释《实践论》的实践哲学意蕴，以纠正以往对于《实践论》的理论哲学阐释，故将不涉及有关《实践论》的文本方面的问题。
关于《实践论》不同版本的差异等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等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但对于本项研究的目的而言，却是可以暂时悬置的。
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赵永茂、叶卫平等人的著作（赵永茂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57页以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叶卫平：《西方“毛泽东学”
研究》，149页以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3]参见王南湜：《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之检视》，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