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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于文化领导权的思考，对于有机知识分子的思考，无不是以他所处身于其中的意大利政治实践为归宿的。
但依据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不同态度，在现实的实践哲学之中还可再作进一步的区分。
在方法论上肯定理论有限性的前提下，对于理论活动本身，仍然有可能采取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全然否定理论的任何独立性，将理论全然归结为实践的工具；另一种则是在否定理论绝对的独立性的前提下，承认理论的相对独立性。
如果一种哲学全然否定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那么，理论便只有一种工具的作用，判别一种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也便只能诉诸实践活动，诉诸实践中的功效，而在理论活动本身，则全然没有任何判别标准。
这样一种实践哲学，可称之为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实践哲学。
而如果一种实践哲学承认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则由于实践哲学一般地肯定理论对于实践的从属性，这一相对独立性便不能是对于人类实践总体的独立性，而只能是相对于具体时空中个别实践活动的独立性。
于是，这种相对独立性的依据便在于理论思维所据以进行的逻辑规律根源于人类实践之总体，这一总体性实践是超越于具体时空中的个别实践活动的。
这样一种实践哲学，由于肯定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亦即相对于思辨的实践哲学对于理论理性的绝对肯定，肯定了理论理性的相对独立性或有限存在，故可称之为有限理性论的实践哲学。
至此，我们便有了三种实践哲学，即思辨的实践哲学，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实践哲学，有限理性论的实践哲学。
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实践哲学的代表自然是实用主义哲学。
在实用主义看来，理论不是与实践完全分离的，而是实践的一个环节。
杜威写道：“按照这个理论来说，概念是当我们对存在采取行动时在理智上所运用的工具。”
[44]这样一来，“理论上的确定性和实际上确定性合而为一了，和安全、和相信使用工具的操作的可靠性合而为一了”
[45]。
据此，杜威批评希腊哲学把理论与实践完全分割了开来：“理性的与必然的知识是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认为这种知识乃是自创自行的活动的一种最后的、自足的、自包的形式。
它是理想的和永恒的，独立于变迁之外，因而也独立于人们生活的世界，独立于我们感知经验和实际经验的世界之外的。”
而“实践动作，不同于自我旋转的理性的自我活动，是属于有生有灭的境界的，在价值上是低贱于‘实有’的”
[46]。
而实用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就是要废除主知主义的错误，改变这种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状况。
无疑，有限理性论的实践哲学当以马克思哲学为典范。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从其哲学活动开始，就致力于反对肯定理论绝对独立性的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
马克思在多处反复陈述的思想清楚地表明，他的哲学是一种将理论从属于实践的现实的实践哲学，而决非一种思辨的实践哲学。
但是，马克思哲学又是与实用主义的实践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实践哲学，这种区别就在于马克思并未像实用主义那样否定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而是对理论活动的相对独立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这种肯定也就是对于理论对于具体的个别实践活动超越性的肯定。
而在马克思哲学中，这种超越性的根据就在于理论思维与直接关联于外部物质世界的工具性生产劳动的关联性。
马克思哲学把工具性生产劳动视为人的第一个历史性活动是众所周知的。
正是在工具性劳动的基础上，理论活动才可能发展起来。
这当中的缘由在于，一方面，“一个有效的、能达于目的的工具或工具体系，是单义地指向特定目的的工具，或一义性的工具。
这种一义性即是一种活动的确定性，即从手段引导出目的的确定性”
；另一方面，工具性活动由工具的规定所决定的共时群体之中的共同性和世代之间的传承性，使得这种最为基本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超出当下个别实践活动的人类总体实践之特征。
这样，工具一方面就具有一种将目的与手段单义地联系起来的客观的确定性；另一方面，工具同时亦具有超出当下特殊使用的普遍性，它体现着人类活动中最为深层最为稳定的普遍性因素。
而“理论活动作为工具性技术活动的象征性表达，是通过将物质性工具代之以语言符号而实现的”
[47]。
这就使得理论活动不同于其他人类活动而亦因之具有了工具性生产活动所特有的客观确定性和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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