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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中也就有了方法论与人生观这两个既具有不同指向而又互为前提的层面。
不言而喻，如何处理现实性与理想性这两个层面的关系，是人类生活中的根本性问题。
这当然也是哲学中的根本性问题。
哲学对现实性与理想性问题的处理，若从抽象的形式上看，是如何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但若从具体的实际方式来看，也可以表现为在二者关系中对其中某一方面的侧重。
而对某一方面的侧重，可能取决于哲学家个人的生活倾向，但更可能取决于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所提出问题的引导。
在正常情况下，现实性与理想性两种生活原则一般会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之中；而在非常的情况下，则可能导致某一生活原则被极大地突出。
一般而言，当人们的现实生存发生危机之时，自然而然地会突出现实**原则，这表现在哲学上，就是方法论问题被人们所特别重视；而当现实问题被基本解决，人们的信念由于生活世界的变迁而发生危机之时，理想**原则就会被突出，而这表现在哲学上，就是人生观问题会成为一个被大力强调的主题。
当然，这不是说在这种特别时期人们只关注其中一个方面而完全放弃另一个方面，而只是说其中一个方面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事实上，由于理想性与现实性两个方面的互为前提性，对一个方面的关注是必然地要牵涉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的。
因而，所谓突出，只是说得到了较多的关注，而非弃另一方面于不顾。
若上述关于哲学功能两个方面关系中侧重点因社会生活变化而变化的说法能够成立，则我们可以此为参考框架去透视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并希望由此能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来。
2.方法论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凸显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为国人接受之时，正值国人的现实生活发生重大危机之时，甚至是处于民族存亡之紧急关头。
当此之时，现实生活所要求于哲学理论的，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首先是如何解决现实危机的方法，而于人生境界这类话题，则只能将其视为过于奢侈的东西。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便主要地表现为作为指导事功之方法论方面的中国化。
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传入中国之时，知识界还只是将其视为源于西方的一种理论加以介绍的话，那么，当中国一群先进分子组成政党，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之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作为政党的指导思想，不同于作为知识界的研究或宣传对象，也不同于作为一些知识人个人的信念。
作为个人的信念或作为研究甚至宣传的对象，并不涉及事功问题，而作为政党的指导思想，就不能不问其事功了。
这是因为，政党的首要功能是“做事”
，而非理论上的建树。
政党固然需要理论，但需要的是能引导政党成功地“做事”
的理论，而不是只能用于清谈的理论。
只能用于清谈的理论，即便再完美，也与政党的事功无关，甚至反而有害。
一种理论要能够指导人们成功地“做事”
，就不能仅仅是一种普遍性的理论，而是必须与实践者所处的境况相适应，成为一种能对具体事态做出适当反应的实践智慧。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开始存在。
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人们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党的领导人往往以一种理论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由共产国际来远距离遥控中国共产党的行动。
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系列行动的失败。
这一问题，直到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才从总体上得到了解决。
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因此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智慧。
要想构成一种能够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首先要做的是从一种理论哲学的态度转变为实践哲学的态度。
理论哲学所追求的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智慧，而实践哲学所追求的则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智慧。
关于这两种哲学的不同，亚里士多德最先作过系统的阐明。
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人类活动被划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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