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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实践智慧可以说最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而其理论精华则体现在《实践论》、《矛盾论》之中。
《实践论》是关于实践哲学一般原则的阐述，而《矛盾论》则集中论述了如何达成实践智慧的一般原则，那就是如何将普遍原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而这就要求对事物的特殊性、个别性方面给予特别的重视。
实践哲学对于普遍与特殊这一对立的两方面，有着与理论哲学根本不同的态度。
在理论中，普遍性无疑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
这是因为，理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所谓解释世界，无非就是将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归之于某一些普遍的原理，而理论的最高理想是用一个理论体系解释一切。
实践则不同。
实践的目的是改变世界，即创造出一些新的事物。
事物总是以个别的方式存在的，世界上也只有一个个的人，而并不存在一般的人或人本身，因而，实践便不能不首先关注于个别的事物。
至于一般性的原理，在实践中只有当其能够被具体化为可在实践中运用的情况下，才会受到重视。
可以说，在理论中，普遍的东西构成基础，构成出发点，个别事物只有在能确证普遍原理的情况下才是重要的；而在实践中则相反，个别的东西构成了基础，构成了出发点，普遍的东西只有能进入个别的东西之中，构成改变世界之一必要环节的情况下，才是重要的。
在《矛盾论》中，通过对于矛盾特殊性的强调，毛泽东对如何把握个别事物的具体性提出了一个简明扼要易于掌握的方法论系统。
他在简单地对矛盾的普遍性进行了阐述之后，用了大得多的篇幅对矛盾的特殊性进行了分析：从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矛盾的特殊性、事物发展不同过程中矛盾的特殊性、每一过程的不同阶段矛盾的特殊性，以及不同过程和不同阶段矛盾的不同方面的特殊性等方方面面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讨论。
[7]在这些分析之后，毛泽东还特别地对矛盾特殊性问题中的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进行了阐述。
[8]通过这些分析，毛泽东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如何把握个别事物之具体性的方法系统。
这一方法虽然并不能当作一种现成的东西去套用，但却也有着相当的可操作性，甚至可视为一种实践方法论程序。
如果人们能在实践中注意到事物上述诸多方面的矛盾特殊性，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对于事物的具体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新事物的具体设想。
以《实践论》、《矛盾论》等论著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中国传统实践哲学的精神，其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取得的非凡的成就，表明了这是一种能够指导人们成功地“做事”
的哲学方法论。
当然，就如何整合现代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以构成有效的实践智慧而言，毛泽东尚未深入涉及。
这自然是因为这一方法论主要地形成于革命战争之中，所要解决的首要实际问题是如何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局限性，还需要人们在这方面做出相应的努力。
但无论如何，这一系列著作的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方法论方面的中国化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
而此后经过邓小平等几代人的努力，可以说在这一方面又做出了相当可观的推进。
3.人生观中国化的吁求
但方法论不是哲学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中国化还必然包含着人生观方面的中国化。
我们说一般而言当人们的现实生存发生危机之时，会比较突出现实**原则，表现在哲学上就是方法论问题被人们特别重视，但这并不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人生观问题会被完全地悬置起来，而只关注方法论问题。
事情当然不会如此单一。
由于方法论与人生观互为前提，因而对于方法论的关注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人生观问题。
反之亦然。
但无论如何，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侧重点的不同必定是存在的。
在现实生存处于危机之时，如何成功地“做事”
的方法论自然要被优先关注。
而当现实生存问题被基本解决，人们的信念由于生活世界的变迁而发生危机之时，理想**原则就会被突出，而这表现在哲学上，就是人生观问题会成为关注的主题。
中国人的现实生存方面的危机，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之后的今天，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是一个标志，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的极大增强，又是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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