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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材料工程中，根据某种强度理论，可计算出某种零件需要若干数量的直径或厚度，但实际工程设计中却并不是采用这一计算出来的数值，而是要通过增加一个保险系数而使得这一数值大大的增加。
而且，要增加的保险系数，在不同的执行者那里也往往是各不相同的。
至少在不同国家中关于保险系数的技术规范是不同的，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和行业中，亦不相同。
同理，其他领域中的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也是这样的。
在这种转化方式中，我们看到，理论对于现实的工程技术规范并不是刚性的构成性的，而是一种有一定伸缩范围的柔性的范导作用或调节作用。
这种非构成性的调节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辩证法，即实践辩证法。
如果把理论中的辩证进展视为一种理论逻辑或理论智慧的话，那么，这种实践中将理论作为调节而形成适宜的行动方案过程的实践辩证法便是一种实践逻辑或实践智慧。
这两种智慧不能互相取而代之，但却可互相补充。
理论智慧在于尽可能地从抽象向具体进展，以在理论世界内达到更大程度的具体性。
而实践智慧在于基于实践世界中行动者处境的极其复杂多样性而将理论接引到现实生活当中来。
无论何种辩证法，其实质都是如何将诸范畴或相结合起来以说明具体事物的方式或逻各斯。
[117]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自不例外。
只是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不同，它不考虑那些不变的东西。
但不仅如此。
实践智慧不只是有关于普遍的，它必须能够认识特殊的，因为实践总是和特殊事情有关的。
“明智不只是对普遍者的知识，而且还应该通晓个别事物。
因为明智涉及行为，而只有对个别事物的行为才是可行的。”
[118]由于实践智慧是关于特殊事物的，所以经验对于实践智慧便非常重要。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的基本方法，就是一种“中道”
或“中庸之道”
，即在各种情况下，能够在过与不及之间恰如其分地行动。
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一种普遍的必然的原则可供直接现成地应用，而只能靠行动者对于具体情况的把握。
因此，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各种特殊的情况下，把握住行动的分寸。
而这个分寸，最为要紧之处就是，如果某一方面的行为能够在某种意义上量化的话，那么，这个适当的量值就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如果只从一种因素去看，那就必然会趋于一个极端，或“过”
或“不及”
，而若能够综合地考虑各种因素，便能够把握最为适当的量值，即在某种情况下最为恰当、最为理想的行为分寸。
能够将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把握住其中恰如其分的“中道”
，便是合于正确的逻各斯的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
亚里士多德的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在西方强大的理性形而上学潮流的压抑下，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与之相反，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理性形而上学却未能发展，而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关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这种不同，许多中外研究者都有过阐发[119]，这里无法展开讨论，而只是以毛泽东的辩证法为例来说明之。
由于实践智慧是关于特殊事物的，所以经验对于实践智慧便非常重要。
亚里士多德举例说，青年人可以通晓几何、算术，在这方面成为有智慧者，但却不能成为有实践智慧者，因为实践智慧是关于特殊事物的，这必须通过经验才能熟练，而青年人缺少的正是经验。
[120]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不仅与之相似，甚至更为强烈。
毛泽东对于特殊的东西的强调，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严厉批判，是众所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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