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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而言之，中国人之接受西方文化，其可行的方式大概也就只能是这种意义上的“中体西用”
了。
如果存在着作为理论智慧与作为实践智慧的两种辩证法之说能够成立，那么，从旁观者的理论世界向行动者的实践世界的转变便是两种辩证法之间的转变。
作为理论智慧的辩证法，其之合法存在领域只在于理论世界之内。
在理论世界内部，一种理论应当像马克思那样，尽其可能地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式，把对象把握为一个有机整体，把各种可能影响到对象存在的因素尽其可能地吸纳到理论之中，使得理论尽可能地逼近现实对象。
但是，必须明白的是，这种逼近是一种无限的过程，不可能像黑格尔所过于乐观地意味的那样，在有限的历史中通过有限的步骤而达于完成。
这当中存在着有限的人类理性难于逾越的界限。
但人类有人类的方式，理论智慧无法进行之事，实践智慧则能行之。
但实践智慧又只能合法地存在于实践世界之中，若其越界至理论世界之中，则由于难合理论智慧单一视角之规，而成非法之行。
在实践世界之中，实践智慧则能以其方式重构实践对象。
这种重构无疑要借重于理论智慧之成果，但不能教条主义地直接搬来，而是将之视为一种范导性或调节性原理，再运用诸实践智慧方式，基于行动者的情形而重构之。
这当中，“中道”
，特别是毛泽东之矛盾特殊性原理，亦即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原理，有着根本性的范导作用。
而如何抓住这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一种“适用的”
理论所揭示的对象之实质，便可能是一种范导性的指示器。
当我们处在这样一种建构用以指导行动的实践智慧情景之时，前面我们所否定了的当作一种理论智慧的可能性空间理论，或许在此能获得一种从属于实践智慧的运用，即依据“适用的”
理论和行动者所面临的种种具体境况，构建起一种行动的可能模型，并从中选择某种最适宜的方案而实行之。
但既然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不能直接通约，则理论智慧对于实践智慧的范导作用便并非先验地决定的，而只能是实践智慧依据行动者情景的一种选择。
若欲获得实践之成功，就一方面要求理论智慧的确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
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则要求实践智慧能够在理论世界的“货栈”
的“堆货”
中选择到适当的有效理论。
而这便如市场的竞争压力一般，对一种理论世界的产品提出了高于其他产品的要求。
于是，一种理论产品若欲占领实践市场，便须不断改进自身的质量。
这便要求理论能够不断地吸纳进新发现的原材料，采用更新的技术加工。
而这一进展过程，便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的运用。
但这种辩证法的运用一方面是被限制在理论世界之内的，在其与实践智慧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随意逾越的鸿沟；另一方面，这种理论智慧对于实践智慧而言，只有一种范导作用，而不能有建构作用。
如果说理论辩证法对于理论产品来说是一种硬性勾连或刚性搭挂的关系的话，那么，它对于实践智慧则只有一种非刚性的柔性的搭挂关系。
若比之以船舶的航行的话，便有如北极星对于船舶的导航作用。
船舶的航行之需要北极星，乃只是为了以之作为参照来定位和导航，而不是为了把船开到北极星上去。
而且，即便有了北极星导航，也并非便万事大吉，舵手仍须根据海路情况而具体地调控航向。
为了能够大方向正确地航行，不能没有北极星；而为了能够实际地到达目的地，便不能只有北极星。
就此而言，如果说黑格尔理论辩证法是一种无视理性理念与现象之界限的积极辩证法，而康德先验辩证法是一种对于理性划界的消极辩证法的话，那么，这里的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却有一种积极的功能。
但此功能又不同于黑格尔的那种建构的辩证法，而是一种康德在第三批判中阐发而又为阿伦特所特别发挥的那种作为反思的判断力的行动的辩证法。
就此而言，此种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可视为康德哲学的一种历史化。
可以证明，这种“历史化的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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