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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阶级斗争的：
一、阶级斗争（柯祖基著，恽代英译，新青年社发行）
关于经济学说的：
一、马克思资本论（马尔西著，李汉俊译）
二、工钱劳动与资本（马克斯著，袁让译）
三、马克斯经济学说（柯祖基著，陈溥贤译），此外还有高畠素之著李达译的社会问题总览，和生田长江、本间久雄合著周佛海译的社会问题概观里面，也有关于马克思学说的部分叙述，也可以做我们研究的参考。
[44]
上列12种书中，有4种书的作者是日本人，另有两本即《马克思资本论》和《马克斯经济学说》亦是从日本人远藤无水翻译的《通俗马格斯资本论》和高畠素之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转译的。
[45]
上述情况首先说明的当然是日本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重要中转作用，但同时亦说明了当时中国人所能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料的有限性。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博大精深，这些资料自然是相当有限的。
其中属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也只有《共产党宣言》和《工钱劳动与资本》两种。
当然，此时还有几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或著作片段被译成了中文[46]，但总的说来，情况还是如李汉俊所说的那样，“关于马克思学说的书很少”
。
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一般情况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就不可能超越这些资料而达到比较深广的程度。
因此，当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践行马克思主义之时，其理论上的准备显然是不充分的。
这种不充分当然是由于历史条件造成的，而非人为的结果。
对此历史事实，人们所能做的便是去理解其缘由与后果，而不是加以责难，或者相反，否认其意义或后果。
[47]当然，说到“不足”
，这就涉及判定足与不足的标准问题。
由于标准的不同，往往基于同一事实，却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
一般说到理论上准备不足，对比的标准多是俄国，即俄国人在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实施之先，已经有了普列汉诺夫等一批理论大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精深研究，而中国则缺乏这些工作。
但如脱离了对比的语境，人们也不能由此而断定俄国人当时的理论准备就充足了。
从列宁1914至1915年间，“置笼罩全欧洲的‘一战’风云于不顾，潜心埋头研究黑格尔哲学，研究辩证法问题”
，并感叹“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
，就不难看出，在列宁看来，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理论上准备不足的。
因此，所谓理论上准备不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非一个绝对的概念。
它所标示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尚未能系统而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理论准备不足的缘由，从根本上说在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去让中国人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博大精深也决非短时间内能够深入其堂奥。
只要想一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从1956年出版第1卷，到1985年50卷全部出齐，用了整整30年，就知道这一工作的困难程度，还不要说真正全面理解其精髓。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实效的实用理性态度，恐怕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原因。
但不论这一理论上的准备不足是由于何种缘故，它都带来了重要的后果。
承认并深入认识这些后果，而不是非难前人或否认事实，进而加以弥补或克服，才是后人应为之正事。
2.为何集中于唯物史观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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