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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
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
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
[88]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方面是“强调这种‘自觉能动性’，并把它看作‘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族类本性，强调运动、活动、劳动、实践、直接经验，从而强调产生和支配行动的实践意志，强调‘精神变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等等，似乎是毛从早年到晚岁一以贯之的基本哲学观念”
。
另一个方面则是“强调对经验规律客观性的认识，强调‘调查研究’，强调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即‘实事求是’”
。
而正是“这种经验论的唯物论，亦即‘经验理性’，保证了‘自觉的能动性’不流于乱闯盲干，使得革命战争和革命的政治斗争能不断取得胜利”
[89]。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引出这样一个观念：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个由自觉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两个方面构成的关于人与其活动环境的存在论或本体论结构。
那么，毛泽东思想中这样一个存在论结构是什么性质的呢？李泽厚认为，在“自觉能动性”
与“经验理性”
之间，毛泽东是把前者即自觉能动性作为本质、目的、世界观，后者即经验论、客观性的认识方面，作为手段、方法、认识论，两者仍有主从的不同。
[90]如果是这样的话，毛泽东似乎便是一个主张客观规律性从属于自觉能动性的唯心主义者了。
但李泽厚这一说法显然存在着含混与不确切之处。
如果单纯从人的活动这一直接性层面上来看，而不考虑更深层的本体论问题，李泽厚的这一看法或可成立。
但如果是从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看，则似乎不能这么说。
如果从毛泽东早年的思想来看，他的“我即宇宙”
、“宇宙一大我”
等说法，似乎表明，此时毛泽东思想中的“我”
与“宇宙”
的关系，只有执著于“小我”
之时，才是对立的，而如果达到“宇宙一大我”
的境界，则“我”
与“宇宙”
之间便不存在相隔之处，而是融为一体。
这样的话，则这种二元对立之中并不存在何者为主何者为从属的问题。
诚然，“我即宇宙”
是一种带着某种神秘性的说法，因而在其信奉马克思主义，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上之后，似乎便不再能立足了。
但也许不尽然。
或者，我们也可以从一种物质世界自身具有能动性的视角再行将“我”
与“宇宙”
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视之最终为一统一性的存在。
否则，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我们如何设想人的能动性的根据呢？这样的话，或许可认为，最终的统一性是一种可以思辨地设想的境界，而在实际生活实践领域，我们所能设定的则只能是自觉的能动性与客观的规律性的对待与通过能动活动加以改变而后实现的相对的统一。
但无论如何，毛泽东的这一存在论结构却能够为合理地解决理论与实践、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张力提供一种存在论和方法论前提。
依据这一存在论前提，人们便可将人的能动性与实践环境的客观规律性视作可并存的二重结构或双重视角，而不必去构想种种辩证模式去消除这一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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