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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基于人的现实实践，主体的能动性以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都具有了存在论意义，那么，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作为黑格尔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方法论原则，也便具有了一种存在论的意义。
前面曾指出过，黑格尔否定之否定辩证法，就是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看作是一个过程，一种精神或思想的劳作过程，在这种进展过程中，历史性具有了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基于实践的主体能动性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具有了存在论意义的情况下，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作为一种精神发展的历史过程，便也转变成了实际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
所谓否定之否定，现在便被理解为人类实践活动或生产劳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历史过程。
大致上说来，上述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阐释至少代表了目下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较为主流的观点。
近些年来，一些更为年轻的学者从现象学、生存论哲学、解释学等流派那里借用学术资源，如借助“生活世界”
、“在世”
、“上手状态”
、“视界的融合”
等，试图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予以扩展或转换，以便给出马克思哲学一个更为现代的形象。
虽然这些探讨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阐释，但依笔者之见，由于客观上受到马克思哲学文本中既有理论原则的限制，主观上又受到对于马克思哲学和这些现代哲学理解深度的限制，这些工作似乎并未从根本上走出黑格尔主义的理论框架，而只是或多或少地给黑格尔涂上了现代哲学的色彩。
回顾黑格尔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三种不同范式中的作用，不难看出，这种作用有一种逐渐加大和加深的趋势。
具体说来，一方面体现于对于黑格尔哲学肯定性地援引的成分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则体现于，在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黑格尔哲学三大基本元素之间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内在一致性。
我们记得，在教科书体系中，黑格尔哲学基本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因而是负面的因素，能动性因素受到了排斥，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则只有在颠倒过来后才能予以有限的接受。
不言而喻，由于彻底抛弃了作为前提的精神的活动性因素，这三种元素之间是不可能存在内在关联或一致性的。
而在主体性哲学范式中，则在认识论范围内肯定了主体的能动性，且由于这种肯定，在认识论范围内，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以及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肯定。
同时，这三种元素也在认识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上具有了某种一致性。
但在马克思哲学阐释中黑格尔哲学元素达到最为重大、最为深入的作用的，还是在第三种研究范式中。
此时，不仅黑格尔哲学的三种基本元素以人的能动性为基础在存在论层面上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到此为止，黑格尔哲学中的精神的活动性、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以及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这三种密切关联的基本元素，在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又重新达成了一种统一。
当然，这种统一的基础不再是黑格尔的精神的活动性，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性，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也不再是精神、思维等与作为自身之外化的存在的统一，而是人与自然、历史与自然的统一。
作为否定之否定辩证运动的主体也不再是精神、自我意识等，而是现实的人、历史的人。
这样一来，也就可以说，在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真正形成了一个黑格尔主义的传统。
对于中国马克思哲学阐释中黑格尔哲学元素作用的变迁，还可从这一阐释的不同范式中对于西方哲学援引的对象的变化来看。
在教科书体系中，人们援引的著作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以及被列为理论继承人的著作，其中最为基本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两本论战性的著作。
而在主体性哲学阶段，人们援引的对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西方当代认识论学者如皮亚杰、波普尔、库恩等人的著作成了最为经常的援引对象。
这个中的缘由，在于这些学者对于认识主体的建构作用、选择作用给予了系统的肯定性论述。
而在第三阶段，援引的对象则更多地转向了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特别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
在稍后一些，海德格尔也加进了这一被援引行列。
这一援引对象的变迁，从一个方面表明了马克思哲学阐释中黑格尔主义因素的系统性增长。
在教科书体系所援引的著作中，黑格尔哲学基本上是负面的东西。
在第二阶段援引的著作中，黑格尔哲学一般也是受批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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