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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有在第三阶段所援引的著作中，黑格尔哲学才真正得到了正面的高度评价。
特别是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黑格尔哲学更是被给予了一种几与马克思哲学无别，至少是相去不远的理论形象。
思想史家马丁·杰伊在其《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一书中将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等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归之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是到了霍克海默才开始了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退却”
或“撤退”
[26]，应该说是大体不差的。
因此，卢卡奇等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成为被援引的主要对象，就从一个方面表明了黑格尔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中的重大作用。
稍后如海德格尔影响的加大，事实上并未改变黑格尔主义的主导性影响。
这是因为，一方面，以戈德曼之见，海德格尔哲学与卢卡奇哲学之间本身就有着相通之处[27]；另一方面，在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将海德格尔哲学做了某种改造，使之更像或更接近于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3.超越黑格尔主义
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的作用，笔者以为，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这是因为，马克思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就是黑格尔哲学，正是通过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改造，马克思哲学才得以成立。
作为直接的理论来源，马克思在创立其哲学中不可避免地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的因素，或者说，黑格尔哲学的基本论断都以被唯物主义地改造了的方式保留在了马克思哲学之中，构成了马克思哲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不能想象，如果从中将黑格尔哲学的成分全部清除掉，马克思哲学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人们之所以把传统教科书体系视为一种旧唯物主义范式，正是因为在其中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元素全然被放逐了。
而从主体性哲学阶段开始，黑格尔哲学的元素则逐渐得到了肯定。
最后直到当今的实践哲学范式中，黑格尔哲学的诸元素的作用，得到了最为充分的阐发。
可以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如果没有黑格尔哲学诸元素的不断增长的作用，就不会有马克思哲学阐释范式的发展变迁，就不会有这一理论本身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人们在20世纪提出回到马克思的时候，其实际上的意义是与回到黑格尔同一的。
在那一理论背景下，如果不回到黑格尔，就不能回到马克思。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卢卡奇的哲学。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通过将历史设想为一个包含自然在内的总体，“将无产阶级看作真正人类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
，“创世的‘我们’”
[28]，而在最大程度上吸收了黑格尔的精神活动性的元素，并通过物化和物化意识的分析，解释了现代社会矛盾对立的发生，以及人们陷入对物化现象直观意识的原因，特别是探讨了无产阶级在哲学上如何超越资产阶级思想之二律背反的物化意识的可能性。
就对马克思哲学阐释而言，卢卡奇的哲学可以说是达到了黑格尔主义的极致。
在历史上，卢卡奇哲学对于纠正第二国际理论家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机械论解释和新康德主义解释，是产生过巨大的积极作用的。
在当代中国，对于超越教科书体系和主体性哲学，亦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因而，在黑格尔主义对马克思哲学阐释所作贡献的意义上，卢卡奇是功不可没的。
但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的作用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哲学的这种黑格尔主义的阐释就是没有问题的、无须改变的。
恰恰相反，就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正是这种黑格尔主义构成了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一种障碍，因而必须突破黑格尔主义的束缚，走向对于马克思哲学更为确当的把握。
突破黑格尔主义的阐释范式之所以必要，首先在于，无论如何，马克思哲学是通过批判地改造黑格尔哲学而形成的，而且这种改造并非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根本原则上的变革，是在根本性原则上超越了黑格尔哲学的，因而在学理上决不可以将马克思哲学按照黑格尔主义的方式或某种变相的黑格尔主义的方式去加以理解。
这里最为根本的区别，便在于黑格尔哲学的主体是绝对精神、理念、理想之类的东西或存在物，而马克思哲学的主体则是现实的个人。
显而易见，前者是无限性的，而后者则是有限的存在物。
这种主体的无限与有限的区别，决定了其能动性的限度。
在黑格尔，精神的活动性或能动性是无限制的，而在马克思，主体既然是现实的人，其能动性便不可避免地是有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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