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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基于精神活动性的无限性，思维与存在便能够达到一种无限制的同一性，即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自由与必然之间对立与矛盾的绝对的解决。
而在马克思，这些矛盾与对立的解决在有限的历史中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有限的解决。
进而，作为矛盾对立之解决方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便是一种绝对的方法，即一种从主体出发，能够最终回到主体的辩证方法。
而在马克思，由于主体的有限性，由于外部自然的优先性，人与自然对立完全克服的不可能性，这种方法便只能是一种有限的方法，即不可能从主体出发回到主体，达成主客体的完满统一。
就卢卡奇而言，他以无产阶级作为“人类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
，似乎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类主体相比，是一种现实的主体。
但二者的这种差别只是表面上的。
如果卢卡奇把无产阶级视为“创世的‘我们’”
，那么，就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没有什么区别。
这是比之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类本质”
更为黑格尔化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比之黑格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点卢卡奇自己后来也认识到了：“将无产阶级看作真正人类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并不是一种克服唯心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实现，而是一种想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是大胆地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在客观上试图超越大师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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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体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差别，还进一步派生出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或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阐释的一系列差别或对立，诸如理论与实践的有限同一性与无限同一性的差别与对立，在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有限同一性与无限同一性的差别与对立，理论对象与实践对象或实在的有限同一性与无限统一性的差别与对立，历史与自然的有限同一性与无限同一性的差别与对立，等等。
而这些差别与对立又会导致实践上的种种根本性的差别与对立。
例如，如果像卢卡奇那样，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同一性是无限的，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否认理论之外的实践的独立性，否认实践对于理论的优位性。
再如，如果认为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能够通过某种历史过程达成同一，即将理想完全地实现出来，则人们对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实质性差异便会视而不见，便会将现实视为实现理想的一个过渡性环节，便不会建构现实性的行为规范。
这方面的一个实例，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半个多世纪之后，还没有人试图建立一种能够对社会主义现实政治生活规范进行理论考察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政治哲学。
显然，这些问题的存在也要求我们超越以卢卡奇为典范的黑格尔主义阐释范式。
超越黑格尔主义的阐释范式，并非意味着由此又走向一种康德主义的阐释范式。
当然，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语境中，如康普·斯密所言，黑格尔哲学与康德哲学在是否“致力于建成一种理智一元论”
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延续了古代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对立的[30]，因而，对黑格尔哲学的背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于康德哲学的接近。
而且，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哲学是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而德国古典哲学不仅仅是黑格尔哲学，也包含康德哲学在内，那么，说马克思哲学中包含有对康德哲学的批判继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无论有什么样的接近，无论有什么样的继承，我们也不能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先前的任何一种哲学。
马克思哲学就是马克思哲学，它既不是黑格尔哲学的简单延续，也不是康德哲学的简单延续。
我们不能因为以卢卡奇为典范的黑格尔主义阐释范式的存在，就把任何试图超越这一范式的努力都看成是康德主义的。
我们努力的目标应该是将马克思哲学与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的实质性区分界划清楚，将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变革的革命性意义充分地揭示出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把以卢卡奇为典范的黑格尔主义阐释作为实践哲学研究范式的表现而欲超越之，并不意味着对于实践哲学这一研究范式本身的超越。
实践哲学是一个范围极广的概念。
若以倪梁康先生之见，在反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理解实践哲学[31]，那么，显然，这样一种宽泛地将实践视为第一性的活动、将实践哲学视为第一哲学的意义上的实践哲学，是不可能被超越的。
这里所要超越的只是像卢卡奇以及萨特这样的思辨的实践哲学。
称其为思辨的实践哲学，是因为卢卡奇和萨特都在有意无意间预设了理论的全能性，预设了自身的理论能够全然把握现实实践总体，即都以在理论中将现实实践整体构建起来作为其理论的目标，从而在暗中预设了思维对于存在的优越性，从而在实际上取消了实践活动的第一性，背离了唯物主义而滑向了唯心主义。
因此，超越卢卡奇等人的黑格尔主义的实践哲学范式，并非超越实践哲学，而只是超越那种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思辨的实践哲学，而走向一种“有限理性论”
的实践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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