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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重新引入修辞学。
随着结构语义学、逻辑学和诗学的发展，西方学术界开始了重建修辞学的努力，修辞学零度、形象化表达的空间、转义度、隐喻度、义位转换法等概念得以提出，“隐喻的真理”
几乎成为唯一的真理。
按照利科的观点，隐喻不仅仅是名称的转用，也不仅仅是反常的命名，究其实质，隐喻是对语义的不断更新。
换言之，一切语义都只有以隐喻的方式才能得以描述。
研究历史著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特别注重其文学性的一面。
只要历史研究依然以通常的教育言辞和写作作为表述往昔的优先方式，就会继续保持修辞性和文学性，历史学家的工作就会依然保留“文学性”
。
历史研究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话语方式。
最后，认为历史叙述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如喜剧、悲剧或讽刺剧。
历史仅仅是一种叙述或“情节化”
，各种叙述方式具有同等的价值。
由此，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对“种族大屠杀”
的处理，就是把它当作一般的文本，抽掉了它独特的悲惨性质，削弱了它的真实性。
一言以蔽之，在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隐喻、比喻和情节取代了如实性、概念性和解释性规则。
没有事实，也就没有了真理，世界被看作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无关紧要，理解它的方式同样如此。
以往史学家对真理的追求成为“高贵的梦想”
，追求真理的行为演变为逻辑上无限可能的解释。
这样，后现代历史哲学家就废除了“真实的”
叙事与“虚构的”
叙事、“科学的”
历史编撰学与“诗学的”
历史编撰学之间的区分，把历史学完全归结为情节编码和文学修辞。
在后现代历史哲学中，历史只能作为话语或文本而存在。
巴尔特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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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后现代历史哲学为什么把历史符号的意义指认为理解而非真实，并彻底摒弃了历史的客观性乃至真实性。
在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观照下，重新梳理历史哲学的基本线索，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诸多的历史哲学家，如狄尔泰、克罗齐、文德尔班、齐美尔、汤因比、罗素等，都认为优秀的历史学家必定同时也是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家。
在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视野中，希腊历史女神和史诗女神克里奥的魅力再度熠熠生辉。
事实上，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思考业已追溯到神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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