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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宣称，为了保存希腊民族及其他民族的伟大业绩，他将以这些民族自身的传说故事叙述历史以来，大多数历史学家都站在修昔底德一边，把神话视作非科学乃至反科学的，并极力予以排斥。
在后现代主义的氛围中，历史哲学家们再度讨论这一古老的话题，开始调和史学传统中的神话派和历史派，承认神话在构建个人认同和公共认同方面的关键作用，提出历史学的任务不在于消除这些虚构，而是要利用它们，说明它们是如何进入历史并形成历史事实的。
这方面工作做得最为深入的当属马里。
[20]马里追溯了神话派自古代世界的起源到现代世界的演变过程，叙述了李维和马基雅维利是如何从变幻无常的神话中重新发现真正的历史的，分析了维柯、米什莱是如何颠覆这种分析模式，又是如何从变幻无常的历史中分析真正的神话的，并借用尼采、维特根斯坦、乔伊斯、艾略特等人的作品，重新定义了现代历史学，阐明了后现代历史学与古老神话的历史观念之间的历史性关联。
在对历史客观性质疑的背后，后现代历史哲学隐含着文化的转向。
如果说分析历史哲学的形成标志着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向”
，那么，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则意味着历史哲学的“文化转向”
。
这一转向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具体地说，在后工业社会中，现实世界不仅仅以自身的本来面貌存在，更多的是以文化的形式登台、表演、展现、想象。
在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范式中，各类文化不断地指向和表征其他文化实践，而非传统的各类经验。
使后现代文化实践与众不同的，是文化想象的世界可以被不加区分地攫取，意义常常被颠覆、嘲弄，变得含混不清，以至于成为没有任何深层含义的场景展示，道德的、美学的意义都不复存在了。
正如费瑟斯通所说：“如果我们来检讨后现代主义的定义，我们就会发现，它强调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明显分野的消失、总体性的风格混杂及戏谑式的符码混合。”
[21]在“新文化史”
和“微观史学”
的作品中，历史与文化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后现代历史哲学进而把历史和文学等同起来，认为历史研究不过是一种写作，而且和文学写作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后现代历史哲学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却依然保持了批判性，不过这种批判的指向和模式具有巨大的游移性。
自19世纪职业化以来，历史学科一直是与真理的客观性和理性的视野相联系，这种视野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的维度。
例如，福柯就全面揭示了历史知识与权力的勾连。
质言之，历史是以批判为旨趣的。
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出现，也是针对大一统的现代知识秩序，意在追寻更多的自由。
如果依然可以说后现代历史哲学是批判的，那么，这种批判的特色就在于怀疑：怀疑史料，怀疑语言，怀疑叙述，怀疑历史学家的真诚，一句话，历史思考和写作的整个过程都是值得怀疑的。
从这些怀疑出发，后现代历史哲学更多地是把历史学定位于建立认同感，而非展示普遍真理，由此极大地强化了普遍性与认同性之间的张力[22]。
坚持普遍性观点的学者相信并致力于历史事实，强调认同性的学者则呼吁忠实于本民族的感情和利益。
我注意到，出于民族主义或其他意识形态的需要，借古喻今、文过饰非甚至编造谎言的现象在当今已经比比皆是，在一定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对事实与虚构、客观实在与话语之间区别的抹杀为谎言提供了佐证，从而使得具体历史问题的解决变得更为艰难。
后现代历史哲学否认语言形式和内容的区别，把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完全等同起来，显然是走向极端和误区了。
澳大利亚的文舒特不无愤慨地批判说：“这无异于历史的谋杀。”
[23]不过，后现代历史哲学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却没有否认历史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它在相当程度上复活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对历史意义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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