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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具体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便呈现为各自的特殊性，即社会发展的道路、形式、模式是特殊的。
这种多样性并不是多元性。
社会发展在本质上是一元的，即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起因，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
经济必然性，这是一条贯穿于全部社会发展并能使我们从根本上理解这个发展过程，包括社会主义在东方社会首先实现的历史进程的红线。
超越形态的出现及其普遍化不是对人类总体历史发展顺序性的否定，不能由此认为社会形态的发展如瓶坠地、碎片四溅，没有确定的方向。
在社会发展中，某些民族或国家可以超越一定的历史阶段，但他们历史运行的线路不可能是同人类历史总进程逆向的，相反，超越的方向同人类总体历史及其规律运行的方向是一致的，实际存在的社会形态规定着“超越”
的限度。
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民族超越一定的社会形态，都是在世界上，尤其是在周围国家已经存在更先进的社会形态的条件下实现的。
没有罗马帝国的存在，日耳曼人就不可能超越奴隶制而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及其开创的世界历史，一些民族就不可能超越封建制或奴隶制直接从奴隶社会或原始社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东方一些较为落后的民族也就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而直接跨入社会主义。
所以，马克思认为，某些民族“超越”
后达到的较为先进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从它们之中自然发生的，而是“转移来的”
、“导入的”
。
在几种不同社会形态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现实存在的较为先进的社会形态或时代发展所指向的更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对落后民族的“超越”
具有导向作用。
先进民族较为发达的生产方式及其“转移”
或“导入”
到落后民族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较为落后民族“超越”
的限度。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Ⅻ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37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5]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96—3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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