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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一切有思想的人都不会惊奇哲学家曾努力试图认识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而这个认识本来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相反地却轻视社会界的研究，这个认识人是可以达到的，因为社会是人创造的。”
[4]神创造了自然界，也只有神才能认识自然界；社会领域不同，社会是人创造的，也是人能认识的。
维科关于自然和社会区分的观点当然是不科学的，但他强调人能认识自己创造的社会，这同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的神学历史观的传统是不同的。
维科的一个巨大功绩在于，他强调了历史规律的共同性。
人类历史尽管纷纭复杂，但不管他们的种族起源和地理环境如何，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一切民族在各个时代都要经历的过程。
他说：“有一个理想的永久的历史存在着，一切民族的历史总是要通过它的，他们不论是从野蛮、半开化还是从粗野状态出发，总是要达到文明。”
[5]正因为维科排除神对历史的干预，他强调了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维科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并没有达到唯物主义的理解。
他没有能力从社会自身寻找它的内在规律，而是采用同人类个体发育相类比的方法提出他的社会发展理论。
正如任何个体发育都经历童年、青年、成年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经历同样的过程。
人类社会的童年是神的时代，这时没有国家，服从祭司，完全受宗教观念的统治；人类社会的青年是英雄时代，这是贵族统治的时代；而人类社会的成年则是凡人时代，这是民主共和国或保障资产阶级自由的代议制君主国家的时代。
维科的政治倾向性是很明显的。
他把凡人时代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完全是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做论证的。
但维科既然按照个体发育进程来描绘历史必定陷入困境：或者人类社会像人类个体一样，在经历了童年、青年、成年之后走向死亡；或者每一代人又重新开始自己的生命历程，这样周而复始，构成生命不断的洪流。
维科选择后者，认为人类社会在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之后，又重新开始同样的进程，这样人类历史便陷入了循环，在封闭的圆圈里来回倒腾。
法国启蒙学派又前进一步，他们深入到人与环境相互关系问题的探讨。
人类借以生存的环境分两类：一是自然环境，一是社会环境。
认识的顺序是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开始的。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试图从人类社会都不可缺少的自然环境中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
他在《论法的精神》序言中说，他的任务不在于非难各国存在的各种制度，而在于阐明它们。
尽管社会法规是各种各样的，但它们既不是纯粹偶然的，也不是取决于专断行为，而是有其共同规律的。
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共同原则的个别表现，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探求这些共同原则。
其中一条共同性的原则，就是各种不同的国家制度、法律形式决定于人类社会所依存的自然环境，诸如气候、地理形势、土壤等。
孟德斯鸠非常重视气候，他认为寒冷的气候造就健康和勇敢的人，炎热的气候则造就软弱和怯懦的人；南方民族常常沦为奴隶，而北方民族则能够保护自己的自由。
因此孟德斯鸠认为，奴役制度同气候性质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一些国家实行专制制度、多妻制度、奴役妇女的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实行共和制、一夫一妻制，这都是由气候决定的。
即使是宗教信仰也取决于气候，不适合本国气候的宗教，在本国是不能维持下去的。
佛教之所以产生于印度，原因在于这里气候炎热。
过度炎热的气候使人萎靡疲惫，趋向于清净无为。
孟德斯鸠还认为，国家制度决定于地理形势即领土的大小。
狭小的领土适宜共和制，大小适中的领土适宜君主制，广袤的领土则适宜专制制度。
亚洲幅员辽阔的领土，成为建立庞大专制帝国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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