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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富人不应该要求大街上的施舍物一样，他们也不应该要求自然界的这种施舍物。”
[54]人类社会是夺不足以补有余，而自然力是夺有余以补不足，在一种人靠另一种人为生的封建制度下，似乎天道是比人道更可亲的力量。
当然马克思并没有把自然人格化，也没有认为自然有自觉的意图，但他从自然中直接引申出有利于穷人的习惯法的思想，显然受到法国启蒙学派关于自然权利思想的影响。
马克思对私人利益是鄙视的，说它是“下流的唯物主义”
，认为“没有比自私的逻辑更恶劣的东西”
[55]。
他虽然要求在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发生冲突的场合下，私人利益的代表应该毫不犹豫地服从普遍利益，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私人利益既没有祖国，没有全省，也没有共同精神，甚至没有乡土观念，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自己的物质利益。
所以马克思说：“在西伯利亚也像在法国一样，林木仍然是林木，在堪察加也像在莱茵省一样，林木占有者仍然是林木占有者。
因此，林木和林木占有者本身如果要颁布法律的话，那么这些法律之间的差别将只是它们颁布的地方和书写的文字不同而已。”
[56]尽管马克思在道德上、感情上对私人利益表示愤慨，但在理论上已开始看到物质利益的作用。
如果说马克思在此之前，例如在关于莱茵省议会辩论的第一篇文章中，还是把出版自由看成是精神的要求，那在此之后，例如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则开始把出版自由问题和物质利益问题结合起来，强调“要求出版自由的必然性是从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的特性中产生的”
[57]。
因为自由报刊既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又能制造舆论，唯有自由报刊才能化私人利益为普遍利益，使摩塞尔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成为普遍注意和普遍同情的对象，因此“对自由报刊的需要是实际需要”
。
这比起单纯从精神本性来考察问题前进了一步。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5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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